他学术临床造诣深厚，亲自编撰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第一、二版《内经》教材；他的文章振聋发聩，观点新颖大胆，生活中却极为低调，从不与他人争；他的研究独辟蹊径，冷静客观，钦佩者很多，口碑极好。
在北京419路公交车上，常能看到一位手提便利袋、胸前用醒目的绿带系着乘车卡的老人，人们不会想到：这就是86岁的国医大师王玉川。
来北京50多年，他说常在梦中回到江南水乡。做了20年全国政协委员，担任北京中医学院副院长多年，然而回首往事，江苏奉贤乡下，那十几年自由自在的行医生活，是他一生最快乐的时光。
“什么名啊利啊，没意思的。”在老家当过小学教员、中医教师，但调北京以后讲课不灵了——口音重，学生听不懂。那就埋头做研究吧。一本王冰注《黄帝内经》翻烂了，用胶布粘好；书上批注写得密密麻麻，铅笔、钢笔小楷，遍布页眉页脚；自学生物、物理，画图制表，清苦寂寞，却乐在其中。
辛苦耕耘终结硕果，他成为中医界最早研究《内经》理论体系、学术内涵的中医学家，是《内经》重点学科的创建者和带头人，对阴阳学说的演变、气血循环理论、五行学说、运气学说、河图洛书等研究作出重要贡献。他高雅的风范、深邃的学识、严谨的精神和务实的态度，影响着全国同道，成为一个时代的旗帜。
学术成就
“老先生中，他的理论水平相当高”
他精研内经，醒世而作，对五行学说、气血循环理论、运气学说提出独到见解，破译河图洛书之谜，敢于对“辨证论治”、“有是证用是方”提出质疑。
没有先进的实验设备，不用文献校勘的方法，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靠什么来完成理论研究？玉川老笑答：“自己看书，想的嘛！”在那个参考资料极少的年代，常常是一本书、一盏灯，伴着王玉川熬到天亮，“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忽有所悟的欣喜，激励他一路坚持。
早在1938年，当15岁的王玉川从开过药铺的父亲手中得到一本《黄帝内经》，通读一遍就觉得莫名的喜欢，而这本穿越千年时空的经典之作，静静地躺在他的手中，也似乎正等待着被解开奥秘。
此后，江南水乡独立出诊的12年中，他几乎每天都要抚读一番，字里行间写下蝇头小楷，记下一本本读书笔记。后来在江苏省中医学校进修，老师们发现了这位与众不同的学生。当年就破格留校任教，承担内经的教学任务。不久他被调到北京中医学院，创建内经教研室。
当务之急是编写教材。为了用现代语言确切表达内经的丰富内涵，他率领教研室同事日以继夜，力争通俗易懂又采撷全部精华，终于完成集前人大成的《内经讲义》，后来升级为全国统一内经教材，也为《中医学基础》和《中医基础理论》等其他教材编写打下坚实基础。
研究中，王玉川发现，《内经》同一篇中常会出现两种不同的观点，令人困惑。为此他翻遍了校图书馆所有藏书，写下几百万字的笔记，从1979年开始相继发表论文30多篇，许多观点得到同行认可和赞誉。他倡导五行学说的多学科研究，对《内经》气血循环理论有独特见解，正确认识和评价了运气学说，解开河图洛书之谜。
“在这些老先生中，玉川老的理论水平相当高。”北京中医药大学严季澜教授评价说。这凝结着王玉川心血的几十篇高水平论文，不止当年在全国产生重要影响，今天读来，仍令人感叹语言之泼辣，观点之新颖，论证之严密。要知道，研究阴阳、五行、气血这些基础理论，绝不是一门学科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中医药大厦的理论基石。
承古而不泥于古，注重创新，是贯穿王玉川研究中医理论的一条主线。比如，他论述阴阳学说的演变，认为从《周易》的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到中医学中的三阴三阳，是古代医家为适应医疗需要的一种改进，用三阴三阳能更精确地区分阴阳能量的盛衰多少。那种把三阴三阳的性质和次序认为是不能变动的“死板的规定”，是不符合实际的。
多年来，辨证论治被视为“中医特色”的重要标志，但是，王玉川认为这种提法并不合适。首先，辨证论治的统治地位是在牺牲了“同方异治”的宝贵经验，扼杀了寻找广谱有效方药的热情之后才取得的；其次，辨证论治的辉煌成就使人们的思维陷入永恒不变的公式之中，在辨证论治的圈子里打转，与创新的客观要求越来越远。他认为，那种认为辨证论治可解决一切问题，如果解决不了只能怨自己没有掌握好的思想“是一种现代迷信”，是只求稳定不求上进的表现。
王玉川常说，一个学者所以能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就不能没有一点可取之处，一篇文章做出了荒唐的结论，也不等于其中没有一点有价值的材料。因此对古代文化遗产，应采取审慎的态度，吸取合理内核，这体现了他“创新而不废古”的学术境界。
在对五行学说的研究中，王玉川甄别经学五行与医学五行，认为五脏五行说引入中医学后，不再艰涩难懂，实用价值较高。同时他看到，在五行归类、生克、承侮、制化以外，譬如“五行互藏”的内容仿佛已被遗忘，成为五行学说的研究空白，教材也没有反映。事实上，被遗忘的“五行互藏”有重要意义，比如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内经》阴阳二十五人的体质学说，比古希腊希波克拉底的气质学说、苏联巴甫洛夫的神经类型学说，都更为细致和全面。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左倾路线的影响，运气学说一度被打入冷宫。王玉川可谓当代研究运气学说最有成就的人。他1993年主编的《运气探秘》代表了当时研究的最高水平。他探讨五运和六气的体系问题，指出平气概念的重要性，从西汉的灾害性天气论证了运气学说的科学性，阐发《素问》遗篇的学术价值。
“创新是硬道理，是科学技术的生命线。”王玉川认为，“有是证用是方”的原则是不对的。这种方证对应关系无一不是建立在“以方测证”，即是根据方药性味功能推测出病理状态这一方法的基础之上，在方药功能固定的前提之下，以方测证的结果当然百分之百符合方证相对的原则。然而，现代研究告诉我们，任何一味中药都含有多种有效成分，它们的药理作用也往往是多方面的，二味以上组成的复方则更为复杂。所以，“以方测证”本身，就不是什么正确可靠的唯一科学方法。如果我们停留在这个水平上，就永远也不会有所发现、有所前进，方证之间相互关系的谜团也就永无解开之日。
治学做人
“看过他书批的人，都很震惊”
虽然时代久远，纸面泛黄，但他亲手描画的双螺旋体和多肽链，依然清晰而美好。他独立思考，在学问上敢于向权威挑战，生活中却淡泊低调，特立独行。“人家说我好也行，说我不好也罢，都一样！”
采访王玉川，是件很不容易的事。费尽各种周折。5月的一天，他终于如约坐在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办公室。然而面对媒体，他还是不愿多说什么，好在事先采访过知情人。北京中医药大学鲁兆麟教授说，“看过他书批的人，都很震惊。”
墙边立着一排书柜，信步走过去，翻出一本用1984年的日历装订的笔记本。日历背面写着一行行整齐小楷，红色、蓝色间杂铅笔，有的字下面划着重点号或横线，内容是关于孙思邈《外台秘要》的方药体会。再随意打开一本硬皮笔记，上面整齐地记着生物化学的内容，其中一页用极细的铅笔画着细胞RNA与蛋白质合成分解图，虽然时代久远，纸面泛黄，但双螺旋体和多肽链的结构依然清晰而美好。
翻下去，十几本笔记本的纸质都很粗糙，字体却都那么纤秀工整，有的字小得几乎看不清。可以想见王玉川当年是怎样地心细如发，这几十万娟秀小字承载着多少个安于清苦的日日夜夜。笔记内容有经典抄录，有个人思考，他很喜欢自制图表，比如为研究比较体质学说，他把巴甫洛夫神经类型、希波克拉底气质说以及内经的阴阳五态人划一个表格里，新颖而独特，给人启发。
那本传说中，被王玉川翻得书皮烂掉用胶布粘好、再无一处空白可写眉批的《黄帝内经》已经找不到了，他连自己的书和发表的文章也都没留意保存。“别人借走了没还，我也记不得向谁要了，哈哈哈！”显然他并不以为意，更不以为憾。多年的临床处方也没有保留一张，根本不打算出版临床经验集，“有什么用呢？没用！”玉川老这样给自己解释。
如今他眼睛花了，别说写字，翻看当年的笔记都得借用放大镜才行，但幸运的是，这种勤奋严谨的治学精神已经延续下去。严季澜年轻时曾受教王玉川，他也是数十年如一日地坐在办公室研读经典、琢磨医案，喜欢用铅笔写些纤细小楷，下着旁人眼中的“笨功夫”。然而，就是这样一群学者的严谨操守，酿造北京中医药大学厚重的文化学术底蕴，在浮躁的今天，更显得可贵和难以超越。
王玉川治学注重独立思考，不迷信权威。在1984年担任健康报振兴中医刊授学院顾问期间，他曾和刊院同学谈中医治学方法：“没有独立自主的精神，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作出成绩。不要做教材的奴隶，要做教材的主人，这才能把前人的成就真正变成自己的知识。决不能像果戈里在《死魂灵》里描写的那位‘死读书、读书死’的彼得尔希加，他辛辛苦苦读了一辈子书，到头来却什么知识都没得到。我们需要的是自己观察，自己思索，自己做主，那是一种独立思考的治学精神。”
这种独立思考的态度，使得王玉川在中医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屡获开创性突破，正是因为不迷信权威，敢于对传统提出质疑，才使得研究深入下去，跨越了一个个学术高峰。
了解王玉川的人，对他的第一评价大多是“低调”、“不争”。然而这样一个不喜参政的人，却是全国政协四届委员，担任北京中医学院的副院长多年，还有多项校内外职务，这似乎是种矛盾。
王玉川生性喜欢自由，他把这些称为“乱七八糟的事”。“当时没办法推，这也是种任务。”如果可以自己做决定，他断然不愿从熟悉的南方来到北方生活，更不愿从事行政工作。但是在其位谋其政，他在全国政协七届四次会议期间提出的“关于公费医疗费用不宜包干到医院管理”的提案，被评为优秀提案。任院长期间，他重视教学科研和学术建设，内经专业被列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首批重点学科，停刊20多年的《北京中医学院学报》于1981年恢复，成为学校及全国学术交流的重要阵地。
然而一旦退休，他就任何管理工作都不参与。据介绍，玉川老退休后更为低调，不轻易发表任何意见，每天8点前到办公室，中午回家稍作休息，下午又回来。“他的思维，就是做自己的事，看自己的书。”
这种淡泊、低调，不是怕得罪人，也不是没有想法，他是位特立独行、生性高洁的人。采访中，玉川老说的频率最高的词就是“无所谓”，他说，人生几十年，没必要争名夺利。“人家说我好也行，说我不好也罢，都一样！”
教育临床
“倘若倾心而倒，一辈子经验说不了3天”
虽然反对师带徒的方式，但受他恩惠的年轻中医成百上千，至今很多毕业生都珍藏着他逐字逐句精心审阅过的论文。理论临床相得益彰，其深厚的理论功底令其临床疗效卓著。
列在王玉川名下的学生并不多，不过四五人，和师带徒相比，他更提倡现代学院教育。他认为临床上从来没有相同的病人，好中医应该独自到临床去实践摸索。“倘若倾心而倒，一个老师的经验，用不了3天就能说完；相反，也可能临床跟师3年，还摸不到门。”
虽然如此，王玉川对所有的年轻中医都毫无保留，倾其所有，他甘为人梯、无私传授的风范使很多人受益终生。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届中医专业毕业生刘燕池教授，谈起一件往事。1962年他毕业分配到内蒙古讲内经课，没有经验的他返回母校寻求帮助。当时王玉川把历经一年刚誊完稿、尚未出版的《内经讲义》交给他，用作参考。刘燕池拿到这份原稿，心情澎湃，现在回想起来还常说“师恩难忘”。
他时时要求年轻学子做到言之有理，强调文以载道，每年审阅研究生毕业论文的工作，他从不敷衍，逐字逐句精心批阅，一本论文要修改几天。写满他整齐字迹的论文，经常被毕业生们珍藏。
王玉川一直强调理论和临床结合的重要性，并身体力行，长年坚持为普通百姓治病。他擅长治疗中医内科各种疑难杂症，如心血管疾病、风湿病、血液病等，临证时一丝不苟，疗效卓著，深受患者欢迎。
有段时间，王玉川在国医堂一周出诊4次，非常劳累。一次在北中医校园，刚从研究生处退休的鲁兆麟碰见了他，两人边走边聊。“和你说个事儿，”王玉川认真地说，“这国医堂看病，你能不能替我出两天？”但累归累，他还是一直坚持在临床一线。
深厚的理论功底，保证了王玉川卓越的临床疗效。有次鲁兆麟接诊一位神经根髓鞘脱的病人，治疗非常棘手，用遍了温阳药、补气药、活血药还是效果不好，他向王玉川请教。王玉川说，“《内经》讲‘肾恶燥，即食辛以润之’，你别净顾着补阳，加点细辛这类通药试试。”果不其然，病情好转。
在临床传承教学中，王玉川常从古典医籍中总结用药知识以示后人。他认为临床不应为方证相对束缚，要勇于探索能治多病的方剂。以《千金方》中能治疗30多种病证的“芫花散”为例，孙思邈对此方赞赏有加，但也无法解释原理，只能在书中寄望于后人。王玉川指出，有些医家沉湎于辨证论治，对古书中许多同方治异病的例子不屑一顾。研究同方治异证的机制，对实现中医现代化也有很大意义。
王玉川名下的七九级硕士研究生陶广正教授，得知恩师被评为“国医大师”欣然提笔：“为人淡泊，不慕虚名。师出名门，有真才实学；学富五车，而无头角夸诞。虽非博导，而众多博导皆曾受教；未登讲堂，而授课讲稿竟出其手。著述不多，却不乏真知灼见；临床虽少，却每能一丝不苟。审查论文，从不敷衍；撰写书评，必中肯綮。尊为国医大师，谁敢谓曰不然！”
1923年，生于江苏省奉贤县。
1941-1943年，从医于中医名家戴云龙先生、陆渊雷先生，学成后在当地行医。
1943年-1955年，在奉贤县开设门诊从事中医临床工作。
1955年-1956年，在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深入学习中医相关知识。
1956年-1957年， 在南京中医学校从事中医药教学与临床工作。
1957年-1963年，奉卫生部调令来北京中医学院从事教学工作，潜心于《黄帝内经》的教学和研究。主持主编全国中医院校教材第一、二版《内经讲义》。
1978-1984年，在北京中医学院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任副院长。
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八届委员会委员，现任北京中医药大学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