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钻研肾病40多年，临床科研硕果累累，是当之无愧的肾病权威
◆他对复杂肾病或各类疑难重症都辨证精准，生死边缘救人无数
◆他性情温和，但为中医之兴衰，曾多次致信总理，医之大者天下为公
87岁的张琪略微发胖，喜欢眯眼微笑，像是邻家长辈。生活中他行事低调，别无所求，但对中医学术和临床，却有一种特别的坚持和认真，在东北及全国中医界广受尊重。
肾病病因病机错综复杂，上世纪60年代中西医对此都没什么好办法。张琪迎难而上，一研究就是40多个春秋，大大提高了全国肾病学术和诊疗技术水平。他在很多疑难杂病诊治上也卓有建树，亲手培养的50多名博士、硕士遍及海内外。
8月底，记者在哈尔滨张琪的新家采访了他。相比几年前，老人家身体和精神更佳，言语更见率性和哲理。“外化而内不化”，张琪像是一本耐读的书，越读越生感慨，医之大者当如是。
真心：不尚空谈重疗效
“予不自欺亦不欺人”，他不在乎人们对大方的偏见，看病敢用、善用大方复方。
张琪没拜过什么名师，靠自己临床多琢磨，不到40岁就成为“黑龙江省四大名医”之一。成名后，张琪在书中，在讲座中，把自己的经验体会不加修饰地和盘托出。
一次在黑龙江中医药大学讲座时，张琪说，“我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不主张写过多的书。注解百篇不如临床实践一次。”因为多次从《伤寒论》中尝到甜头，他本打算写一本《伤寒论》注解，但后来看到单纯注解的书太多，就决定写一本对临床有实用价值的书。他说，过去有许多老中医，书读得很多，但是临床少，他们不大愿意看病。“出书是给别人以间接的实践。《伤寒论》是张仲景的实践，《温病学》是叶天士的实践。我们要自己实践，直接的实践，读书是间接的实践。”
张琪喜欢“求真”二字，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说，现在有些杂志写老师经验，把老师捧得天一样高，很不好。有的报道说，某种病治疗效果特别好，痊愈率特别高，一看就是假的。在《张琪临证经验荟要》自序中，他写道：“书中所录，皆源于实践，确有疗效者，方敢书于笔端，医乃活人之道，予不自欺亦不欺人也。”
对大处方治病，业内一直有种偏见，认为是辨不清证候开“葫芦方”。或许是基于对自己辨证精准的信心，张琪善用大方复治法治疗慢性肾小球肾炎、慢性肾功能衰竭，药味多达20多味，取得很好的疗效。他说，“必须认识到现在有些疾病的病因病机已不那么简单。比如尿毒症病机错综复杂，有虚有实，脾肾不足兼有湿热、痰浊、瘀血，不能单纯补或泻，要从多方着手，处方兼顾，这其实也是学术的发展。”
除“大方复治法”，张琪还善用辩证法，如散敛合用、寒湿并用、消补兼施等法，即在一个方中把两类作用相反的药物组在一起。他推荐多读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这些哲学思想有利于在复杂的疾病中分清主症和次症。他说，“医者意也”，“意”字有很深的涵义，为医者必须思路广阔，善于分析病情，动中肯綮。
张琪治法多尊仲景，常在古方基础上加减化裁，创制出许多行之有效的新方剂，如治疗淋巴腺结核、甲状腺囊肿的瘿瘤内消饮，治疗静脉炎的活血解毒饮，治疗慢性肾病日久、尿蛋白不消失的利湿解毒饮等。经他研制的“宁神灵”，获得布鲁塞尔尤里卡国际发明博览会银奖，救活了一个药厂。
专攻疑难重症是张琪临证一大特点，他在胸痹、痹病、肝病、血液病、精神疾病方面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被他治愈和挽救的重症患者究竟有多少，谁都数不清。
庆安钢铁厂一位青年工人，在一次火灾中一氧化碳中毒，确诊为脑细胞坏死。病人四肢颤抖，神志呆滞，几乎成为废人。张琪开出第一个处方，以后不断调整，服药100多剂后，病人奇迹般恢复健康。
比利时人杰克·贝兰克不远万里从布鲁塞尔飞到哈尔滨，他尻以代踵，脊以代头，步履蹒跚，张琪用中医药使他站稳了脚，直起了腰。回国后他迫不及待发来电报报喜：“虽然我已经61岁了，可是身体却像16岁少年一样充满活力。”
决心：攻克肾病闯新路
肾病是“穷病”、重病，西医没有好办法，张琪意识到这是中医的机会和责任。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张琪抓住肾病方向，带动一批人持续地研究几十年，这在中医界并不多见。到底是什么机缘，让他下决心选择攻克肾病顽疾呢？
张琪说，和冠心病、糖尿病不同，肾病不是什么“富贵病”，越是生活在寒冷潮湿、贫困劳累的人越可能患病。上世纪60年代初，张琪任黑龙江省祖国医药研究所内科研究室主任。当时他原本想研究冠心病，但那时人们生活困难，一年下来才有4个病例，倒是收治了不少慢性肾炎患者。病人周身浮肿，颜面口唇发白，衰弱无力，病情反复发作，最后肾功能衰竭，因尿毒症而死，为此张琪心急如焚。
面对肾病顽症，国内外许多医学工作者付出了艰辛努力，但治疗效果不尽人意。透析只能维持生命，有依赖性，肾移植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排斥现象难以解决，激素疗法副作用明显，易复发。正因西医对肾病没什么好办法，张琪确信这是中医发挥作用的“突破口”。
1962年，张琪与西学中的主治医师单翠华开始研究慢性肾炎的治疗。中医西结合治疗慢性肾炎当时在全国还没有先例，要闯出一条路子谈何容易！张琪古方新用，摸索出治疗慢性肾炎的良方“加味清心莲子饮”，单翠华则协助他监测病人，科学分析。1964年去重庆参加全国肾病学术会议，他的大会发言“慢性肾小球肾炎证治”获得岳美中老中医等一致好评。十年动乱期间他们被迫止步。1981年此项工作取得的成果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现代医学发展带来很多新内容，中医肾病科研越来越难。张琪说，开始的目标是把浮肿治好，之后是解决蛋白尿，后来着重改善“肾穿”的病理结果。他一面学习现代医学知识，一面对肾病进行系统的临床与科学研究，分析每一种肾脏疾病的病因病机。1986年国家科委和卫生部确定“七五”攻关计划，张琪关于“中医治疗劳淋”的课题中标。之后他组建肾病研究室和专科门诊，先后开展了“中医药治疗慢性肾小球肾炎的临床研究”、“中医药治疗慢性泌尿系感染的临床与实验研究”、“血尿的中医治疗研究”以及“中医药延缓慢性肾功能衰竭进展的临床及基础研究”等，由他亲自审定研制出治疗肾病的系列中药，所在的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成为全国中医肾病治疗中心之一，多项课题获得国家及省部级奖项。
40多年来，张琪对肾病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在治疗上强调补脾益肾。他创造性地运用多元化思想，以多靶点大方复治法，对难治性疾病如慢性肾功能衰竭临床疗效颇佳。
张琪说，依靠中药，不用透析，很多肾衰病人的肌酐水平能10年维持稳定，不会演变成尿毒症。已发展成尿毒症的，有的服用中药也能好转，他研制出很多有效的院内制剂。大兴安岭一位10多岁的男孩患肾衰尿毒症，又吐又泻，病情危急。张琪用鼻饲中药的办法，把他从生死边缘拉了回来。如今男孩已从复旦大学毕业，几个月前张琪在上海讲课时，他和母亲特来面谢。
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肾病科现已全面继承张琪的临床经验，细分成4个科，210张床位，他们运用中医中药为肾炎、肾病综合征、肾衰等肾病患者减轻身体痛苦，降低经济负担，带去健康的希望。
热心：钟爱临床志不移
眼看中医被取缔，他还是坚持在药店当学徒；宁可手脚生冻疮，攒的钱不去买被褥，都买了医书。
张琪喜欢临床，离不开病人，乐意给人看病。“我这辈子唯一不高兴，就是文革期间有一年不让我看病了，这是最苦恼的。”
他认为只有临床才能学到真本领，要求研究生必须按时出门诊。对寒暑假日都跟着出诊的勤奋学生，张琪特别喜爱，赞不绝口。省中医院肾二科主任王今朝是1989级的硕士研究生，有一次她没按时出现在张琪的诊室，张老吩咐，“让今朝给我打个电话”。电话里张老温和地告诫“不能离开临床啊”，老师的焦急让王今朝从此痛下决心，现如今成为医疗骨干。
一般来说，请张琪教授诊病的人大都是重患或疑难病。张琪对病人极有耐心，看病时间很长。五女儿张佩青是省中医研究院副院长，她说“家父性格温和，遇事不怒，每遇不同意见，则欣然颔首，耐心倾听。”本来就生性温厚，对待病人张琪更是如同亲人。“有的患者一股脑倾泻出来，一说病情就是十几分钟，但他从来不打断，总是认真听，我们在旁边干着急。”
有次医院组织全体职工春游，坐在车上的张琪看到一位慢性肾炎的老患者来了，立即下车请病人到诊室看病。为此他耽误了出游，有人为之遗憾，可他却高兴地说：“以病人之乐为己乐，这是一个医生最有意义的事，岂不远胜过野游之乐吗！”
如今张琪每周两次门诊，查一次病房。上午看不完，病人就想法加号，或者家里找、路上截，他总是微笑着来者不拒。老伴王桂珍说：“这老头，成天就认病人。他立了条规矩，到家找看病，平民百姓、省委书记一样看待，不许嫌农村人脏，不许谎说不在家。”
对临床这种超乎寻常的喜欢，和他幼年的经历有关。张琪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是河北省乐亭县的名中医，6岁时爷爷每夜在油灯下教他读医书，张琪亲眼目睹他们治好许多疑难疾病。青年时，侵华日本想取缔中医，眼看学中医毫无出路。张琪只身在东北闯荡，别人劝他改行，但他偏偏坚持在哈尔滨天育堂药店当学徒。没老师敢教，他就夜里起床偷偷对着医书琢磨先生的处方。冬天天冷，别的学徒攒些钱买毛毯盖，他不顾手脚生满冻疮，把钱都买了医书。
1967年“文革”期间，他有3个月下放到黑龙江省兰西县农村，条件非常简陋，但能有机会给人治病他乐此不疲。十里八村的农民赶着车，骑着毛驴，用门板抬着病人来到张琪驻地，他一一耐心地给乡亲们诊治，最多一天看了101位病人。有的农民朋友至今还与他保持着联系。
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张琪的成才经历完美诠释了这一点。因为热爱，所以心甘情愿吃苦钻研，医技在临床的长期磨练中得以升华。张琪在河北乡间平生第一次临诊，就治好一位久治不愈的高热病人；在哈尔滨市第四联合诊所，他的医术和为人深得工人们信任；到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不久，常被邀请为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等领导诊病，还受中央委托为前苏联阿穆尔州秘书长（相当于我国省长）治好了心脏病。42岁撰写的《脉学刍议》揭示了脉学在辨证中的重要地位，一版再版，在国内颇有影响。
张琪说，学习任何一种科学，任何一种知识，首先要热爱。中医经典内容看似枯燥，但里面确实有好东西，要注重边学习边实践。把看的书应用在临床，用了就觉得中医“有味道”，就钻进去了，钻进去后就更愿意学了。
为了学习新技术新经验，他几乎订全了国内发行的各种中医杂志，一有闲暇便细心阅读。逛书店淘书，成了张琪晚年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张佩青说，“家父治学严谨，从不敷衍，年已耄耋日诊患者数十人，夜读文献，查找古今医案。我因行政工作繁杂，求医者甚多，时有劳累放松之感，辄扪心自比顿觉惭愧，其精神激励后人，警示来者不敢懈怠。”
公心：牵挂事业广带徒
他从来不争，什么都可随意，但为了中医事业，张琪奔走呼吁，几次致信总理。
张琪说，80多年来最高兴的一天，是1953年听到传达的毛主席对中医工作的指示，认为中医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功劳最大。选择中医以来他遭遇过很多歧视和阻力，那天突然听到这个喜讯，31岁的他张琪觉得前方一片光明，兴奋得一晚没睡觉。
他说自己“第二高兴的事”，就是成立了国家中医管理局。
他的感恩发自内心。因为经历人生甘苦，他能深刻体会国家政策对一名中医从业者的影响。他说政府给他的荣誉太高了。
事实上，张琪是个欲望不多的人。生活中，他喜欢写写毛笔字，听听京剧。当年有关部门想提拔重用，他婉言谢绝；有朋友建议他到南方合开诊所，他表示不会经营。他从不考虑升官发财，最大爱好就是看病。
他似乎注定为中医而生。一向性情平和、从不发怒的张琪，为了中医事业，他愿意出头多次联名致信国家主席和总理，为中医争取政策和支持。在很多场合他公开呼吁中医改革教育模式，要中西医并重，他的忧虑溢于言表。
为培养更多人才，张琪不顾年事已高，坚持带研究生。他说：“自己还能干几年？带徒才有意义。”他亲手培养了50多名博士和硕士，8位继承人，现在还有2个第四批继承人和5名博士。张琪力争“培养一个出息一个”，他的学生有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曹洪欣、北京医院中医科主任王暴魁、天津中医药大学内分泌中心主任吴深涛等，大部分成为中医战线的中坚力量。
他还是广东省中医院肾病科徐大基和林启展的带徒老师。为指导他们学习，张琪不顾舟车劳顿，一年中两度从哈尔滨到广州，亲自带他们随诊，平时不厌其烦地在电话里授业解难，每一封信件都是亲笔书写。
80岁生日之际，张琪收到众多学生的感恩与祝福。黑龙江中医药大学谢宁、周亚滨教授在贺信中说：“随师3年，日间临证，夜间读书；鸡鸣冷月，黄卷青灯，用功不为不苦。得恩师精勤教诲，推云拨雾，指点迷津，更给予我们人品医品之熏陶，对学生晚辈爱护有加。时光流逝，愈觉3年随老师鞍前马后实乃人生之莫大荣幸。”
张琪，就是这样一位平和真诚的老人，一个骨子里有热爱有追求的中医人，一名内涵深厚、需要用心揣摩的大师。
张琪小传
1922年，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
1938年，由吉林省长春市辗转至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在天育堂学医；
1942年，毕业于哈尔滨汉医讲习所，正式行医；
1951年，在哈尔滨中医进修学校学习，组建哈尔滨第四联合诊所；
1955年，调黑龙江省进修学校（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前身）任教；
1957年，调黑龙江祖国医药研究所（黑龙江中医研究院前身）参与筹建；
1978年，任黑龙江省祖国医药研究所副所长；
1986年，聘为黑龙江中医学院（现天津中医药大学）内科博士研究生导师。
全国第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