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敏如，1933年出生，四川省成都市人。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首批名中医，中华中医药学会终身理事，全国中医妇科专业委员会荣誉主委。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四届学科评议组成员，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农工民主党中央常务委员，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香港大学中医学院学术顾问，澳门中国中医药文化研究促进会首席专家。1991年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巾帼建功”标兵、巾帼建功英模，1995年被评为杰出的女科技工作者，2000年被评为四川省首届先进科技工作者、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2002年被评为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2009年被评为首批全国中医妇科名师。
•她是两届60名国医大师中唯一的女性，“巾帼不让须眉”，她用自己的医术，努力扩大中医的影响力。
•她在中医妇科基础理论方面继往开来，坚守临床一线，为中医科研、教学发展提供新方向。
•她被学生称为“美女刘婆婆”，是学生眼中“学习上的严师，生活中的慈母”，她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垂范后辈。
在第二届国医大师表彰现场，在“清一色”的老先生们中间，着一身浅色缎面唐装的刘敏如显得尤为突出，优雅的体态、和蔼的笑容，看不出她已逾耄耋之年。
当选国医大师，她表现得很低调。“我常开玩笑说，我是‘女权主义者’，但在中医界女性还是占少数，所以这一次我能评为唯一的女性国医大师很荣幸也很忐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既然被评为国医大师，就更不能辜负大家对我的这份信任。”
作为一个地道的成都人，“川妹子”的豪爽泼辣在她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我这个人说话直，有什么说什么。”刘敏如笑着回忆起那段青春岁月，往事历历在目。
良好教育 立志投身中医事业
1933年，刘敏如出生在四川成都一个书香门第，在尊师重教的氛围下，她受到了从幼儿园一直到高中的系统教育。“这样系统的学习使我受益终生。”刘敏如说。
刘敏如曾就读的成都市实验小学，时至今日也是成都最好的学校之一。“很多好习惯都是那时在学校培养起来的。”刘敏如说，当时学校有很先进的教学理念，也有很强的师资力量，学校按学生的发展程度安排课程，并注重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我学会了画画和弹钢琴。”
临近高中毕业，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的前身——华西大学医学院开始招生，当时“吃住全免”的待遇吸引了很多学生。刘敏如和很多同学一起报了名，从此走上了求学从医之路。回忆起那时的自己，刘敏如说：“我有时候还是很调皮捣蛋的。”不过不是一味地贪玩不学习，她也有自己的信念，“既然来学，就一定要学好。”
以前在农村，产妇接生大多都靠产婆，破伤风、产后出血等问题出现的很多。“一到假期，我们这些妇产科的学生们就去农村，挨家挨户宣传新法接生。老师还带着我们去产妇家里接生，我还不会，就只能帮着准备东西，跟着老师见习。”
一次，刘敏如独自一人进村宣传时，就遇到一位羊水刚破的孕妇，情况紧急，她只好自己动手来为产妇接生。“那个时候完全没有经验，只能一面拼命回忆课上学来的知识，一面接生、剪脐带、包好孩子、处理胎盘。等丢掉胎盘后，我才想起来没有检查，又赶紧跑去把胎盘捡回来看。”那次冒险的经历让刘敏如难忘，同时下定决心要学好本领。
1956年，她又考入成都中医学院，即现在的成都中医药大学医学系，成为第一届中医系大学生，开始接触到中医。6年的学习结束，因成绩优秀，刘敏如毕业时被导师推荐留校任教。从此在中医教育和临床教学工作一线，一干就是60多年。在临床中，她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总结出大量独到的学术思想，治疗疑难杂症游刃有余。
传承创新 梳理妇科基础理论
刘敏如师从唐伯渊、王渭川、卓雨农等名医，学术观点鲜明，注重在基础理论上明确源流。但她不同意将中医学固守在经验之上，在多种场合呼吁中医学发展要在继承传统经典理论基础上，创建中医学的新观点、新学说、新理论，注意有所发展、有所进步，从而逐步产生质的飞跃。
刘敏如率先提出的“脏腑、经络、气血作用于胞宫是产生月经的生理基础”，以及“脑、肾、天癸、胞宫是月经产生与调节的主要环节”等重要理论，填补了中医学月经调节机理无人研究的空白。通过“月经周期气血变化的实验研究”，初步证实了月经周期气血变化规律，为进一步研究月经周期调节机理提供了可行的理论依据。
她还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提出中医“带下”产生理论，为临床带下疾病提供了有益的治疗思路。同时，她提出的“脑-肾-天癸-冲任-胞宫轴主司生殖生理”理论，首次阐述了脑与肾的关系，丰富了“肾-天癸-冲任-胞宫生殖轴”理论，界定了胞宫为女性特有的内生殖器官。
刘敏如和她的学生通过760例临床调查，验证了产后多虚多瘀现象的存在。通过对203例正常自然分娩初产妇给予“补虚化瘀”作用的中药复方，为产褥期复旧和治疗相关疾病提供了客观依据和治疗思路，同时为深入研究“产后多虚多瘀”打下了基础。
“中医的科研本身就值得研究。”在刘敏如看来，中医的理论与目前西医的研究方法本不相合，按照西医研究的方法来研究中医，会限制中医的发展。她与时俱进，及时发现、梳理总结中医妇科新病种。上世纪80年代初，她首次提出并亲自主笔编写的“盆腔疼痛证”列入《中医妇科学》教材，而90年代末，西医妇科才出现“慢性盆腔疼痛症”的病名。此外，慢性疲劳综合征、女阴白色病变证、盆腔瘀血证等均由她首次编入中医妇科高级参考书，并纳入《中医大辞典》。
此外，她还参与妇科名词术语的梳理和规范，结合妇科发展现状对妇科名词术语进行修订和充实，考证明确定义13条，并全部纳入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中医妇科学》、“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医妇科学》等，在全国行业内推广应用。
坚持出诊 用疗效为中医说话
虽已是耄耋老人，刘敏如仍坚持临床第一线工作。现在她每周在工作室出3个半天门诊，带教2个半天。给病人问诊、开方，她都会反复斟酌，仔细考虑后才下笔。这也是她多年养成的行医习惯。
年轻时，刘敏如曾为一个90多岁、常年咳痰的老人看病。诊断之后，她给老人开了一剂中药，并将药方交给自己的同学、现已是首届国医大师的郭子光看，“老师都不敢开的汤药，你敢开？”郭子光的话让刘敏如心里一沉，因为她当时刚独立开方不久，这服药的配方又很复杂，确实有风险。之后，刘敏如又返回老人家中，仔细斟酌、修改处方。之后的几天，刘敏如经常询问，生怕老人因为自己的药方发生意外。
半个月后，老人的女儿找到刘敏如，告诉她老人吃了药吐了半痰盂的浓痰，病情一下就减轻了许多。家人按照药方又给老人抓了半个月的药，渐渐老人身体好转，已经能去茶馆喝茶了。
2002年，刘敏如应邀到香港东华三院-香港大学中医药临床教研中心做顾问中医师，同时担任香港大学中医学院学术顾问。当时的她已年过古稀，谈起去香港的动机，她的想法却很简单：“我觉得应该加强各地中医之间的学术交流。”
到了香港以后，她却发现，这里的中医药氛围与内地完全不同。“有很多西医对中医有严重的排斥心理，有的病历单上甚至写明了不要去找中医看。我们带过去的一些课题，还需要重新进行审批、答辩，答辩通过后课题还是由西医妇科来负责。在经过争取后我才成为课题的‘并列负责人’。”刘敏如说，来就诊的患者说得最多的一句就是“您看看我有什么问题？我就是来调理调理。”也经常遇到有患者质疑。
“有次遇到一个患者痛经，来看了几次都不见效，抱怨起我来。我告诉她，你这可能是子宫内膜异位症。但患者还是坚持去了西医院，治疗也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法。最后还是回到我这里来继续治疗。现在成了我的‘老病人’。”刘敏如回忆，像这样的患者还有很多，对于中医从质疑、犹豫，到信任、坚定，复诊的患者越来越多，甚至还有从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慕名而来的。“中医有不错的效果，能让他们信服。”刘敏如说。
如今，在香港、珠海都设有刘敏如名医工作室。多年来，她多次赴欧美及东南亚行医讲学，参加国际中医学术交流会，传播中医药文化。
率先垂范 学生眼中的严师慈母
“老师对我们来说很熟悉、很亲切，就像家人一样。”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妇科主任医师张庆文是刘敏如的“大弟子”，回想起第一次见到老师的情景，她记忆犹新。“我们6个新入校的研究生正在办公室听老师介绍情况，这时刘老师推门进来，穿着一件白色西装，烫着卷发，‘哪位是张庆文？开完会到教研室来一趟。’老师的风度一下把我镇住了。到教研室，老师就直接给我们布置任务。”
一般老师在带学生时，只是在有问题的时候进行指导，启发思想。但刘敏如却一反常规，直接让学生参与一些实际工作，在实践中锻炼他们的能力。妇科工作相对繁重，除了临床教学，还要出门诊、管病房，做科研只能靠假期的宝贵时间。“一到假期，刘老师都会把我们聚起来开会，布置任务。”张庆文回忆，“每年的假期我们都有做不完的事情。”
刘敏如让学生们上图书馆，查阅从古到今的妇科古籍、文献、资料，整理成文献专辑。“这对我们学习妇科非常有帮助。刘老师治学严谨，要求我们一定要查明白原著，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又一次熟悉了在课堂上所学内容的具体出处，加深了印象。”张庆文说。
平时工作繁忙，刘敏如总与学生们一道给实验对象采血、取样，在实验室中与同事一起观察、检测、分析数据，“这样我心里踏实、有数，也能学到不少东西。”她总是这样说。
“讲授中医妇科学课程时，老师优雅的风度、生动形象的教学语言、深入浅出的教学方法，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学生的培养，刘老师以严著称，也以巧著名。”刘敏如的学生谭万信回忆说，刘敏如常不定期地召集学生到她家中座谈，并就学术研究内容提问。如果学生没有进行认真思考草草回答，她会毫不客气地当面批评。
学生黄展玲回忆，老师在诊疗间隙和结束工作后，总会和学生们分享经验，从结合病历的辨证思路，到组方选药的心得；从疑难重症的处理，到具体病例的注意事项；从以往求学诊症的经验，到为师带教的经历，毫无保留地把几十年的经验心得贡献出来。“我们这些随诊的学生，从认识疾病、治疗疾病，到如何做一名合格的医生，都有不少的收获，大家对学习中医的热忱，一下子都被刘老师带动起来了。”
针对不同教学对象、教学层次，刘敏如还会因人施教。全国中医妇科师资班的学员，既是学员，又是兄弟院校的师资，针对他们的双重身份，刘敏如提出了“师资班双线教学法”，既抓进修专业课一线，又抓教学法培训一线，这样的培训方式受到了学员的欢迎。
“刘老师是我们学习上的良师，生活上的慈母。”谭万信说，对于学生生活、事业、家庭，刘敏如无处不关心，有困难必定尽力帮助，学生们都亲切地称她为“美女刘婆婆”。
率性直言 为中医事业振臂高呼
学生时代，刘敏如就常因为“我行我素”的性格经常和老师争论学术问题。工作后，她这份直爽丝毫未减。在一次行业会议上，刘敏如尖锐地指出了一些中医药事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说完我也有点慌了，会不会太直接，冲撞了领导？”但领导却宽慰她，“没关系，您尽管说下去，我们好多年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 1991~1999年，刘敏如还兼任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担任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2011年，刘敏如联系学友李兴培、马有度教授，邀请组织1956年在成都中医学院修习的首届同班学友，历时8年，编著《中医之路——六十年见证》和《医道传承路》两部著作。分别就“中医战略思考”“中医教育探索”“川籍宗师及名家薪传”“中医经典研究”“基础理论今探”进行研究。
“现在对于中医药发展，我认为观念问题需首要解决。”提起中医现代化，人们常常会谈及“与国际接轨”，而刘敏如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接轨二字很严格，两者必须一分一毫都不能有差错，否则这列现代化的‘火车’要‘出轨’。”在她看来，中、西医两种体系迥异，各自的内容、形式、标准都存在很多不同，既然医学的研究对象都是人，其共同目的都是为了保障人类健康，因此，中西医两个医学体系通过彼此渗透磨合，互相启发、互补不足，提高治疗效果，改善生命健康素质，才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发展方向。
“中医之路在我看来是艰辛而光荣的，只要生命没有打句号，我还要在这条路上继续努力奋斗。”对于中医，刘敏如的爱一直在延续……
国医大师的中医梦刘敏如：爱我中华 兴我国医
没有哪个国家像我国一样，有两种主流医学体系同时存在。中医是一门医学科学，也是我们祖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爱我中华，兴我国医”，能为中医药事业努力、付出，实实在在地做出一些事情，是我一辈子努力奋斗的目标。我愿意在我有生之年，为中医多做贡献。
从我自身来说，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做一名“好大夫”的同时，让一些中医的观念、理念，通过我们的努力，影响到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的学术界，甚至我们的下一代，让大家对中医有正确的认识，了解什么是中医，为什么要兴中医，才能更好地发展。
我认为，还应解决好中医日渐西化的问题。现在很多时候中医以西医为标准，对临床、科研、教学都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我认为，中医不需要为了“适应”而改变自己固有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