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29日，是第三届国医大师在京表彰的日子。此时，正躺在病床上的第三届国医大师周学文显得很轻松，虽然这场病来得不是时候，让他没能亲自领奖，有些遗憾，但他更不习惯面对闪光灯。因为对他来说，真正的放松与享受是在他习惯多年的临床一线，面对患者的时刻。
“中医真的是块宝”
1958年，周学文参加高考，选专业时并没有选择中医，而是选择了沈阳体育学院运动专业，后因一次运动意外，膝关节损伤严重。就在那时，中医像道光，照进了他的人生。因与沈阳体育学院相邻，周学文被幸运地转到了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边学习，边养伤。从那时起，他便与中医结下了不解之缘。
虽然中医与周学文之前选择的专业有很大差距，但他却觉得治病救人是件很崇高的事儿，所以非常有兴趣。虽然他从来没有接触过中医，但小时候上过私塾，背过经典，有些功底，令其他同学头疼的背诵，他却感觉很轻松。
“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有这样的机会，一定要把中医学好。”周学文在心里大声地告诉零基础的自己。从此，他一头扎进了中医的世界。大学六年（当时学制六年），他几乎翻遍了学校图书馆里所有与中医有关的书籍。寒暑假其他同学放假回家，他却留在学校里继续学习。聪慧加上勤奋，令周学文的各科成绩都很优异。
1964年毕业前，周学文跟随当时已是古稀之年的旅大市（今大连市）中医院徐荫堂实习。半年后，他对徐荫堂的用药思路已经很熟悉了。“徐老师是中医学徒出身的老中医，虽然话少，但教我知识毫无保留，而且方子特别有用。”
周学文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徐荫堂治过的一个病例。一天，一位患者来到诊室，说她曾流产2次，第三次怀孕后，恶心呕吐得厉害。“学文，把那个小方给她开两服，让她别上班了。” 徐荫堂操着一口浓重的大连口音。徐荫堂口中的小方，只有4味药，加起来才20克，对于妊娠呕吐腹泻却屡屡见效。“熬的时候，在药壶那先熏一熏，熬好就都喝了，一天喝3次。” 徐荫堂一边抽着烟斗一边告诉患者。患者按方抓药，第二天早上熬药的时候熏了一阵头面部，恶心、呕吐就止住了。
“徐荫堂老师确实有办法，中医真的是块宝。”在徐荫堂身上，周学文多次真切地体会到了中医的神奇。
在徐荫堂老师的影响下，周学文多年来孜孜汲汲，勤学不辍，他的书桌案头常常摆放着中医的书籍，有机会便与同行切磋交流。他说，学中医最难的就是真正能把病治好，所以年轻人想学好中医一定要“虔诚思悟，苦行其道，方能有成”。“如果吃不了苦，是不可能学好中医的。” 周学文说出了自己学习中医的“秘诀”。
1965年，凭借各方面的优秀表现，周学文留在辽宁中医学院附院（今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工作。工作之初，他沉浸在临床学习中，就像一块永远都吸不饱的海绵。除此之外，他参加了全国急症学习班（重庆）、红十字会医院的临床急症培训（3年）、世界卫生组织中医学科带头人培训（北京）等。唐山大地震时，他在辽宁沈阳桃仙机场与兄弟医院一起组织抢救接收危重伤员300余人。
“中医治病需随时代而变”
“没有任何一门科学是一成不变的，中医治病需随时代而变”。作为中华中医药学会脾胃病分会名誉主任委员，周学文非常重视中医临床的继承创新。
在遣方用药时，他虽经常使用经方时方，但从来不会原方照搬，而是依其法，用其髓，常结合临床、科研实践、现代医学的研究进展及病人实际，巧妙变通。
他常说，临床是中医存在与发展的根基，中医治病既要遵循辨证论治的原则性，又要体现据时下病因、病情、病势随机调节的灵活性。师古而不泥古。
如在对多发、易复发的溃疡病研究时，他发现毒热蕴胃证是消化性溃疡病活动期的常见证型。胃溃疡临床表现及纤维胃镜下病理形态学改变表现为红、肿、热、痛，这与急诊中常遇到的外痈的临床特征颇为相似。于是他将中医外科治疗外痈的“消、托、补”三法引入胃溃疡的初期、中期和后期的治疗，经过多番尝试，中医的神奇再次显现，患者溃疡的愈合质量提高了，复发率降低了，病情有了明显好转。
为了让“病由毒起，热由毒生”的毒热病因学理论和“以痈论治”活动期溃疡病的学术思想可以在临床得到广泛推广，造福溃疡病患者，他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进行了4次试验，反复论证，并被批准作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项目（简称973项目）加以论证研究。
那时候，跟着他搞试验的科研人员，每人都有一个小本子。小本子上都密密麻麻写满了各自所负责的试验数据，时间、地点、治疗方法、效果……因为每次开会，年逾古稀的周学文都会思路清晰、逻辑缜密地询问各项工作的进展情况和详细的数据。科研数据的可追溯在他看来是科研项目经得起检验的重要因素。
辛苦耕耘，终结硕果，经辽宁省和国家两次鉴定，该理论获得“理论与临床均有突破”的结论，为丰富溃疡病的中医治疗理论与方法开辟了新途径。研制出的“溃得康颗粒剂”1997年获得国家新药证书，进入国家药典至今；论证的973项目——“基于‘以痈论治’胃癌前状态性疾病（活动期）‘毒热’病因创新研究”获得教育部科学进步二等奖。
类似的创新不止于此。多年来，周学文一直强调注重实践、注重临床、不断总结、不断创新，提出“溯源求本、内外相济、脏腑并调、尤重于脾”的“源于临床，应用于临床”的系统学术思想。他用肝脾并调、胆胃同治的方法来治疗胆汁反流性胃炎；用清热除湿、固本益肠的方法来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用解毒通络，软坚散结的方法治疗肝硬化；用毒损生积的思路来防治早期慢性肝损伤；基于“痰瘀”理论，用以脾论治，内清外柔的方法来防治血脂异常和动脉粥样硬化……均取得了不俗疗效。
把病治好不容易，想找到方法就要扎根临床，是否有效都要经过“源于临床，应用于临床”这一关。周学文工作后涉猎多个学科，跟随多位名医出诊、查房、会诊、抢救；与多名资深西医、西学中专家学习合作，博采众长，不拘泥于一门一派，在任职教研室主任、脾胃科主任期间，辨证思维和临床思维得到反复磨炼与提升。
2003年“非典”疫情暴发，北京小汤山医院特从药厂订购了20万件清热利咽茶用于抗击“非典”。此药是基于周学文提出的“肺胃同治，清热降逆治疗咽炎”的理论创制的。药方中7种原料药中有5种多次出现在了当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推荐的防治“非典”的不同处方中。而这药方正是“非典”爆发8年前，他捐给学校药厂的验方。
如今虽已步入杖朝之年，但周学文对于自己的研究领域依然保持着旺盛的斗志，每当遇到疑难病时，心里总会有点小兴奋。
今年出诊时，周学文遇到了位80后的女患者，因为减肥不吃饭，患上了厌食症。最开始这位患者认为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反复做了各种检查，排除后，又找了许多医生，用了各种办法治疗，最后都被医生们判了“死刑”。为了治病，1年多的时间里，她跑遍了全国各地。当找到周学文时，患者已经骨瘦如柴，身形到了令人“惊悚”的程度，眼神里透露着绝望。当时，患者不仅吃不进饭，而且稍微吃一点就会呕吐、腹泻，有时就算不吃饭依旧会呕吐、腹泻，别说上班工作，连出门都不敢超过两小时，痛苦万分。
经过仔细问诊、切脉、辨证后，周学文发现患者求医之所以屡不见效，主要是因为患者脾胃已经衰败，血脉已经枯涩，不能吸收药物。他认为应先滋养血脉，让患者脾胃功能慢慢恢复起来，于是对患者进行调补。经过1个月左右的治疗，患者渐渐发现自己不像以前那么频繁地上厕所了，肚子也没有那么疼了，感觉还能吃点饭了，欣喜若狂，治疗信心倍增，眼神里显露出对生活的希望。
50多年来，周学文治好的病人不计其数。在繁忙的临床工作之外，还承担了国家科技攻关、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辽宁省科技厅等重大临床应用课题十余项；主持的科技部863重大课题“中医药新药临床试验关键技术及平台建设”获辽宁省科技进步一等奖；首开的研究生自选课程中药临床药理学概论，为中药临床药理学的学科建设做了大量积累性、创造性工作……为表彰他的突出贡献，中华中医药学会授予他“中医药学术发展成就奖”，中华中医药学会脾胃病分会授予他“脾胃病学术杰出贡献奖”。
“大夫，周老的药是不是开错了”
就诊的患者多，周学文的徒弟们常常被患者拉住，问同样的问题，“大夫，周老的药是不是开错了”。因为周学文的号很难挂，很多患者排队挂号有时候都要等上个把月，很多人都想着好不容易等到专家，多花点钱也要把病看好。但在抓药付款时，常常惊诧才几十块钱。
其实不仅总价便宜，如果仔细算笔账，周学文习惯每次开6服药，服法上也与传统服法不同，一般轻症患者一服药吃2天，体质稍微差一点的一服药吃3天，开的药一般能吃12天到18天左右，平摊到每服药上就更实惠了。
周学文曾遇到过一位来自哈尔滨的患者。这位患者患了慢性萎缩性胃炎，被告知如果病情再发展就是胃癌了。家境本就不富裕的患者经人介绍，背着半袋野生猴头菇来到沈阳，准备卖钱治病。当时患者心理压力特别大，见到周学文时，泪水怎么也止不住，哗哗地流。周学文耐心地宽慰患者，跟她解释，不是所有慢性萎缩性胃炎都会发展成胃癌，通过临床干预，慢性萎缩性胃炎可防可治。听了周学文的开导，患者愁眉舒展，压在她心上的胃癌阴影消散了。随后，周学文给患者开了药，并告诉她猴头菇可以保护胃黏膜，不要卖，自己吃。患者花了120元拿了9服药，遵医嘱吃了27天。
被问到开的药为什么这么便宜，周学文答道：“医生开方子主要是治病，如果医生开的方子让患者负担不起，不是又给他们添了一块心病吗？”
75岁退休前，周学文事务繁忙，常常受邀出席各种学术会议，但是每周3次的门诊，雷打不动。在周学文的心里，什么事都大不过给患者看病，如果有事情与出诊冲突了，出诊肯定排在第一位。
徒弟们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周学文不顾旅途劳累，风尘仆仆地直接从外地赶到诊室。因为周学文知道，这世上的病虽然多得看不完，但还有那么多患者正饱受着疾病的煎熬。自己的号不好挂，如果因为自己的原因耽误了患者看病，心里过意不去，无法向他们交代。
“医院8点开诊，老师每次七点半就会准时到诊室，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不到8点就已经开始接诊了。很多患者专程从北京、内蒙古、黑龙江甚至南方来排队看病，如果不限号，每天来就诊的患者都能过百。”周学文的院内师承弟子欧洋告诉记者。
周学文门诊量常年很大，之前每周3个半天，每次都能看50多个病人。后来年纪大了，医院为了“保护”周学文，特别限制每次出诊10个号。
虽然有了明文限制，但他常说，“病家求医，寄以生死。”当遇到病情较重或是疑难杂病的患者，只要身体允许，周学文都会主动给他们加号，能多看就多看一个，加来加去，每次都得多加20多个号。有时，号加多了，常会看到下午一点多，别说吃午饭，连卫生间都顾不得去一下。
看病时，周学文全情投入，望闻问切，一丝不苟，细致入微。不论是口不能言的小儿，还是体弱痴呆的老人，或是其他情况的患者，他都会充分体会每位患者的心情，不厌其烦地叮嘱患者或家属各种注意事项，尽力解除患者对于疾病的恐慌与疑虑。
周学文常说，医生的一句话会对患者产生极大的影响，指导患者以良好的心态正确对待是医生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还须继续努力”
“从医50多年，我一天都没有离开过临床一线。”周学文为此很自豪。从实习医生到创建并任辽宁中医药大学附院中医内科、脾胃病学科学术带头人，从多次参加急诊培训到连续6年主动下乡到基层医疗教学，再到主持国家560个中药新药临床医学的技术审评……周学文与中医临床、科研打了一辈子交道，并深感幸福。
虽然医术精湛，名气很大，但周学文把这些看得很淡，为人很低调。除了国医大师申报材料，网络上很难找到关于他的报道。
几年前，医院想给他拍个宣传片，被他拒绝了；各媒体想要找他做节目，被他拒绝了；患者要给他送锦旗，被他拒绝了。他的诊室里，没有摆设，桌面干干净净，墙壁干干净净，只有椅子上的腰靠算是装饰了。
每当遇到需要打他名号做宣传的，他能拒绝就拒绝，但为年轻人做讲座，他从来不推辞，每次都会认真准备，讲大家爱听的“干货”，毫无保留。
徒弟们总结了周学文的学术思想，想给他出本书。书稿虽然看过了，但出版后，周学文看了又看，决定内部交流。因为书里的内容虽然都来自于临床，但他一向严谨，认为有些还缺少数据的支撑，多有不妥，不能误人子弟。
谈到中医的发展时，周学文显得十分激动。他说，中医既能“治已病”又能“治未病”，是个大学问。中医需要脚踏实地地去传承、去发展，临床是中医生存的本源，也是发展的本源，要实实在在提高临床能力和水平，切实解决临床重大问题、急诊问题、疑难问题，不仅要能治中国人，还要能治外国人，这样中医才能令人信服，世界才会为中医起身喝彩。“现在中医政策多好，发展中医最好的机会来了。”
周学文一辈子不慕虚荣。获得“国医大师”荣誉后，他特意叮嘱徒弟们，对于获得的荣誉不要在患者面前宣扬，其他事也不值得张扬。徒弟们开玩笑说，老师戴着国医大师绶带的照片必须锁在保险箱里。而周学文只是觉得，在传承发展中医方面，还须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