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一早上九点多，总有一位身着黑色大衣的老人手持拐杖，缓步走进云南省中医中药研究院的诊室，穿上白大褂，拿出脉枕搁在桌子上。走廊上等候的患者陆续进入诊室。“看看你的舌头”“胃口怎么样”“排便如何”，在一遍又一遍的望闻问切中，一上午的时光静静滑过。这位老人就是国医大师、云南省中医中药研究院研究员张震。89岁的他退休不退岗，这样坚持坐诊已近三十年了。
“我是外地来的，能给加个号吗？”“张老的门诊是限号的，现在已经加到第十四个，而且都快1点了，不能再加了。”听到门外的对话，张震还是微微点了点头，“给加吧。”
“张老没退休的时候，有时候一天看140多号患者。现在他年纪大了，医院限号也是为他身体着想。”云南省中医中药研究院院长和丽生说，张老今天的号一个月前就挂完了，但每次出诊还是有很多患者临时加号。
学贯中西 坚信中医是块宝
1928年11月，张震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接触过张震的人可能会觉得老人上了年纪，所以步履沉稳、缓慢，然而张震少年、青年时的同事朋友们却会开玩笑地说：“张老一直如此，几十年前大家就称他为‘张老夫子’。”在大家眼中，这个外号不仅是形容张震性格稳重老成，更是由于他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专业基础，让人心生敬意。
张震幼年时，由于家庭条件比较好，长辈为族中的孩子们请了一位满清时期的进士作为家庭教师。白天，张震在学校里学习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等科目，晚上由家庭老师教授四书五经。“老师很严格，《古文观止》要全本背诵。”那些年少时“死记硬背”的经历为张震打下了坚实的古汉语基础。张震记忆力极好，直到现在，那些古文名篇也能张口即来，所以他在阅读中医经典书籍时毫不费力。
高中毕业后，张震一开始学习的是外语专业，主修英语，选学法语。这并不是张震内心真正的追求，于是他又报考了云南大学医学院，1954年从六年制医疗系毕业，走进个旧市云锡职工医院成为一名西医住院医师。1956年，毛主席发出指示，要求全国的西医学习中医。成绩突出的张震被选拔到成都中医学院（现成都中医药大学）学习，1959年，张震完成了3年西学中的学业。
“那时西医看不起中医，觉得中医不科学，我偏偏十分热爱中医。”张震一直坚信中医是块宝，这与他童年成长经历不无关系。
张震的姑父是云南昆明著名的老中医，刚上小学时，张震就经常跑去看他给患者诊脉、开方子、配药。张震的伯父是经验丰富的中药师，时隔几十年，张震仍记得伯父亲手做水滴丸的情景，“伯父把中药碾成粉末，放到一个簸箕里，簸箕用三根绳子吊在梁上。一边拿刷子蘸着清米汤刷上去一层，一边摇晃簸箕，颗颗药丸在簸箕里滚动起来，居然一样大小。”幼时的张震觉得这简直太神奇了。
张震的母亲和外公也有着丰富的中医药知识。母亲经常给儿女们讲一些治疗常见病症的方子，以及药性药理。“全家人哪里不舒服，都是吃中药痊愈的。”那时候，张震心中已被埋下了中医药的种子。
在成都中医学院（现成都中医药大学）学习中医的3年时间里，张震仿佛找到了心中的归属，他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中医药知识。课堂上老师所讲远远不能满足张震，于是，他就利用课余时间到图书馆阅读中医经典著作。因为年少时深厚的古文基础，那些别人看来晦涩、读起来佶屈聱牙的文言文，张震阅读起来毫不费力。“学校给我开了介绍信，我可以到四川省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里查阅中医药古书，看到了很多孤本、珍本。”经过对中医经典的不断钻研，张震渐渐走进了一扇新的大门。
实习时，张震显得与同学们有些不同：别的同学都会固定在一所医院一个科室实习，张震却早早盯准了四川省的名中医、知名教授，一听说他们出门诊，张震就一定要随诊旁听。看到他如此好学，老师们都愿意倾囊相授。
回到原单位后，张震牵头成立了中医科，从零开始，研究中医临床诊断和治疗。
在结束一天的诊疗后，张震总会静下心来，回忆当天治疗过的患者。“哪些患者的治疗效果好，哪些效果一般，哪几个患者效果不理想？”他反复琢磨典型病例，查找出治疗效果不理想的原因。“哪些常见病、多发病西医治疗效果不好，但是中医治疗效果特别好？”总结出来后，张震又开始着手做临床研究，到年终时撰写出一篇学术论文。这样的思考，几十年如一日。旁人觉得枯燥乏味，张震却为收获了诊疗经验、提高了临床治疗水平而感到幸福。
不懈探索 参透证候与气机
虽然是一名“西学中”的医生，但是张震在为患者诊疗时几乎全部采用纯中医方法治疗。他认为，对于日常接诊或西医诊断不明的患者，中医根据“证”，依法选方遣药给予全面对证的恰当治疗，大多能获得相应的疗效。这就是中医辨证论治的魅力。
辨证论治是中医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是中医学对疾病的一种特殊的研究和处理方法。而随着临床实践和经验积累，张震对中医辨证论治有了更深的理解和全新的探索。他发现，现行的八纲辨证、脏腑辨证、病因与气血津液辨证、伤寒六经辨证、温病卫气营血及三焦辨证等各种辨证并列的分类方法，难以集中反映证候自身的共性特点和相互间的内在联系，不易完整理解和全面认识应用。于是，张震汇集大量病例，查找古代经典，潜心研究中医的证候。
终于，张震觉察到“证”本身存在着自然的层次与结构。“证”由核心部分、基础架构、具体表达模式3个层次与定位指征等成分共同构成。如气血阴阳，虚实寒热，风、温、湿、燥、火、痰、瘀等中医生理、病因、病机以及病理产物等概念即是证的核心，可称为“核心证候”。两个或两个以上核心成分组合而成的，如气虚、血瘀、湿热、气阴两虚等便是证的基础架构，可称为“基础证候”。基础证候的具体病位未明，必须与藏象经络等有关表现，病程演变阶段之症状体征等相结合，标明了病位方能形成具体证。如肾阴虚、肺气虚、肝郁气滞等则为证候的具体表达模式，即为“具体证候”。
“把核心抓住后，辨证就挺准确，也很快捷。”张震将这些理论用于临床实践50余年，均得到了证实。“我反复利用，反复修正提高，然后教给学生们用。”
除了在分析归纳的自然层次结构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辨证分类法，张震还进一步探索阐明了证候自身的变异与类证和疑似证候之间的鉴别诊断规律与方法等。这些中医诊断学的研究成果使得张震成为我国证候学的先驱。
除此之外，在治疗学方面，张震阐明了中医疏调人体气机的原理，开创了云岭疏调学派。
“西医学的生理功能等，中医称其为‘气’。”张震认为，要提高疗效，除了把“证”辨清楚，也不能忽视气机。他认为，人的生理功能很复杂，这些功能是一个统一体，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互相制约，相互依赖，叫作气机。虽然《黄帝内经·素问》在其162篇论述里有150篇共记录了80余种“气”的原始概念，但其间未见明显关于“气机”的单独称谓，也因此有很多人不能清楚地解释什么是气机。张震在清楚地理解了“气机”的概念后还找到了临床治疗的规律，这就是疏调气机。也就是把因为疾病打乱的生理功能，恢复到它正常运行的轨道上去。
“欲求临床疗效的提高，毋忘对患者气机之疏调。”反复琢磨后，张震研制出了“疏调气机汤”，针对很多气机紊乱的疾病，在此方的基础上灵活调整，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
今年年底，张震写的《论人体气机与疏调治疗法》将出版。“疏调气机这种理论，我希望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分享给中医工作者，让他们在这个基础上感受中药的治疗效果，提升治疗质量。” 张震说。
敢为人先 拟定治艾良方
“张老最具有代表性的方子，当属两个治疗艾滋病的中药处方：扶正抗衰方、康艾保生方。”说起这两个方子，云南省中医中药研究院主任医师、张震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负责人王莉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十几年前。
云南省是艾滋病感染的重灾区，十几年前，更是谈“艾”色变。2004年，我国各省市陆续开展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的工作，最初只筛选了4个省份试点开展防治工作，接着陆续分配给每个省份相应的治疗任务。2005年，云南省开始着手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王莉就是在那个时候跟随张震下基层出诊，并开始深入接触中医药防治艾滋病的项目。
“那个时候，不要说市民、乡民，就是医生们也对治疗艾滋病束手无策，甚至还会感到恐慌。”王莉说，当时的工作几乎是“两眼一抹黑”，连传播途径也不清楚，但是张震非常积极地参加并牵头开展这项工作。“一定要见到患者，才能辨证论治。”在做了大量前期准备工作后，张震作为指导专家带着治疗团队深入云南省德宏州。
当时，德宏州还没有机场，张震和科研团队长途颠簸了两天才到。自1989年德宏州瑞丽市静脉注射吸毒人群中发现146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后，那里的艾滋病疫情一直在持续上升。选择德宏州，能接触大量的病例，但同时也最危险。
说不怕肯定是假的。但是看到一位近80岁的老人一边接诊艾滋病人，一边安慰大家不要怕，王莉和同事们都很受鼓舞。在为大量艾滋病患者辨证论治后，张震研究了该病的中医病机，按照疏调气机的原理，反复斟酌修改，拟定成扶正抗衰方和康艾保生方两个中药处方，起到了很好的疗效。
作为一种危害性极大的传染病，艾滋病病毒把人体免疫系统中最重要的淋巴细胞作为主要攻击目标，大量破坏该细胞，使人体丧失免疫功能，易感染各种疾病。艾滋病病毒在人体内的潜伏期平均为8~9年。
“后来，我们对服药两年的患者进行了回访调查，他们至少延缓3个月进入发病期。”王莉说，因为这种治疗是免费的，有的患者可以坚持服药七八年。对服用两个中药方子的患者身体进行检测后发现，病毒对他们体内淋巴细胞的破坏程度有所下降。
王莉介绍说，有一个患者因为没有达到西药治疗标准而选择吃中药治疗，没想到这位患者在服用中药一段时间后，症状完全消失，就外出打工去了。
有一个做生意的女患者，被丈夫传染上了艾滋病。西药治疗后，她感觉鼻子、嘴巴里有怪味，一天只能吃半根黄瓜。服用中药后，她恢复了正常的饮食，再次复查时，气色很好，已经恢复了正常工作。
“西药杀死一部分艾滋病病毒，但同时患者的正气也受到损伤，生理功能紊乱。用疏调气机的方法治疗，能让患者带‘毒’生存。”张震说，中医是用一种平衡阴阳的原理改善了患者的症状体征，提高了生活质量。
截至2017年6月30日，云南省中医药治疗艾滋病在治6589人，10年间累计治疗近1.38万人，治疗后仍存活的患者约有9000多人。
云南省每个月的治疗任务为5000例，然而实际上每个月治疗远远超过6000例。“张老的方子我们使用了12年，治疗效果也在回访患者的调查中得到了证实。”王莉觉得，没有张震前期打下的基础，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的工作不可能开展得这样顺利。
言传身教 诠释大医精诚
2008年，第四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名单公布后，王莉忐忑地给张震打了一个电话，表达了想跟张震学习的心愿。“可以啊。”听到张震在电话里如此爽快地答应，王莉特别激动，“我跟张老是有缘分的。”
1993年，王莉刚刚从大学毕业进入医院工作，为了更好地将所学的知识与接诊的病例结合起来，王莉想买两本专业书籍，当她在书店的书架中拿起《中医症状鉴别诊断学》和《中医证候鉴别诊断学总论》翻阅时，一下子就被书中的内容吸引了。“这两本书非常实用，在诊疗结束后，遇到似是而非的问题，我就会去看一下书。”而这两本书的副主编，正是张震。
王莉没有想到，自己后来能成为仰慕多年的中医老前辈的弟子之一，继承他的临床经验、学术思想。
“张老跟我们说，要按照《大医精诚》中说的那样做医生，将心比心对待患者。”王莉说，自己也做了几十年的医生，有些患者总会重复地提问，自己也会烦躁，但是她从没见过张震在出诊时有过一丝一毫的不耐烦。“张老真的是全身心为患者着想。”
田春洪也是张震的学术传承人，在他眼里，张震是一位有名望的学者，更是一名严厉认真的老师。
在田春洪还是云南中医学院80级的一名学生时，每次在学校听到张震的授课就会特别激动。“会场上几百人，根本就不用维持秩序。因为张老的学术思想、研究成果在书本上是学不到的，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那个时候，张震的证候学在云南省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在云南，不知道张老的人一定就是没有好好学习。”这句话在中医学子中流传极广。
1988年，张震创立了云南省中医中药研究所（现云南省中医中药研究院）并担任所长，田春洪也从云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内科追随张震而来。除了日常出诊，张震还担任《云南中医药杂志》的主编。
“张老的手写稿基本上都是我帮忙打印出来的，而每一篇文章在印刷出来之前又要被改过几十次。”田春洪说，来到云南省中医中药研究所时，就开始跟张震学习。“最初的一两年很痛苦。”因为自己费尽心思完成的一篇文章给老师看过后，上面满满的都是红色。“张老会把我叫过来，每一处都仔细地讲解，告诉我为什么这样修改。”每次听完后，田春洪觉得收获特别多。
“只要是张老的学生，他都会这样严格地要求。做张老的学生才能真正学到东西。”田春洪觉得自己时刻都不能松懈，他是张震的弟子，不能给老人家丢人。
今年，张震当选国医大师，这也是云南省首位国医大师。一时之间，好多人向张震发来祝贺。
而张震却显得十分平静。他仍然在云南省中医中药研究院名医研究中心出诊，挂号费仍坚持云南省主任医师的标准——15元。
“张老真正做到了投身中医事业，钻研学术研究，而且淡泊名利。”国家认证的张震的学术传承人有48位，但是学术思想上的传承人有很多很多。和丽生作为张震思想上的追随者，一直感到幸运和骄傲。
张震现在经常思考一些学术传承方面的问题。“现在中医高等院校的学生们将课堂上老师讲解的东西应用到临床中时并没有预期的疗效，这不是中医的问题，是教材的问题。”
近鲐背之年，张震言语简洁、思路清晰。他现在最想做的就是把从医60年的经验、体会、学术思想统统写出来，讲出来，传播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