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礼，1948年2月生，中共党员，长期从事心脑血管疾病和中医药现代化研究。2002年任天津中医学院（2006年更名为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200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获得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2020年获“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
天津中医学院首届研究生师生合影，三排（右一）为张伯礼
当脚下的红毯向人民大会堂延伸，当全国人民的目光汇成一束耀眼的聚光，当“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定格在人生的卷轴上，74岁的张伯礼心中涌出一首诗：“英雄重如山，荣誉激波澜。几朵小浪花，涛涛百千万。牺牲赴壮志，人民多奉献。抖擞决胜疫，全心为病患。”
从一位平凡的中医，到代表全体中医药人受誉，他用五十余年的热忱践行着自己“贤以弘德、术以辅仁”的座右铭；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对人民许下的诺言。
每个人都不禁好奇，一位被称为“人民英雄”“国医大师”“院士”的人，会拥有怎样的人生剧本？人们试图从他的成长故事里探寻出成功的秘诀。
这个喜欢穿着蓝衬衫的中医人，袖口被磨得跑了线，黑皮鞋被穿得卷了边，走路时总是跨着大步子。他用这步子跨越着时代，踩着历史的琴键，从前辈手上接过振兴中医的大旗，为世界奏出属于中医的乐章。
他总以波涛中的一朵“浪花”自比，这朵“浪花”激荡过中医药的法治强音，对抗过武汉抗疫战场的病毒风暴，润泽过万千患者的心田，奋进在中医药现代化研究的征程上。它涌动着，奔腾着，昭示着这个时代为中医带来的蓬勃生机。
今年春天，记者见到了这朵“浪花”，正如他所说，浪花虽小，却能激起波涛千万。
一剂汤药，青年立下一生志向
命运拐点在1979年的那个初春到来了。
立春刚过，在天津研究生考试报名的最后一天，一位年轻人蹬着自行车骑行了80里路，递交了自己的报名表。经过层层选拔，他成为了天津中医学院（现天津中医药大学）首届中医研究生班14位学生中的一员，并担任副班长。
“一位妙手回春的老中医，帮我树立了人生的志向。”尽管过去了50多年，张伯礼仍然能想起他定下人生目标的那个冬夜。
1964年，16岁的张伯礼考入天津市卫生学校，4年后，他被分配到天津市大港区一所卫生院当医生。
一个冬日的雪夜，一位年轻小伙突发急性肠梗阻，由于大雪封路，无法被送到40公里外的区医院进行手术。危急时刻，卫生院的一位中医大夫用一剂大承气汤解决了难题。
“就那么几味药，怎么有那么好的效果呢？我开始对中医感兴趣。”几年的自学和实践使他感受到中医的魅力。他又参加了“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的学习，争取到脱产系统学习中医的机会。
1973年末至1976年初，他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医疗实践，并和几位同学组成研究小组，在中医治疗急症、热症、血症等领域取得较好疗效。他曾代表小组向到天津调研的原卫生部长钱信忠汇报并得到肯定。
对于张伯礼学习中医的勤奋，熟悉他的人都记忆犹新。
张伯礼曾经的同事、天津市滨海新区古林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原党支部书记高云龙说：“他的宿舍，不到12点，灯是不灭的。”
张伯礼的研究生同学、天津中医药大学教授吴仕骥说，“伯礼曾将《黄帝内经》通读了三遍，还写了大量详细的阅读笔记。”
“中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有很多精华需要去发掘。钻进去越深，了解越多，这种感受越迫切。这一切只能化为力量，成为学习的动力，为了继承发扬祖国医学宝贵遗产，抢回丢掉的时间，我们要努力干，拼命地干。”从张伯礼在研究生班开班那天的发言稿里，或许能窥见他努力的原因。
“拼命地干”概括了他对于中医的态度。
他的儿子张磊，幼年时期对父亲治学的刻苦印象深刻：“父亲喜爱读书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常常读书到后半夜。”
对于他的求学精神，他的研究生导师、已故国医大师阮士怡曾经用“如饥似渴”来评价。
在天津中医药大学博物馆，保存着一份张伯礼1974年的笔记手稿，这本《常用汤头摘录》记录了他用过的名方、对药以及自己的临证体悟。张伯礼的学生、天津中医药大学博士李霄介绍，这样的笔记手稿和研究记录，可以装满几十个箱子。
吴仕骥回忆，有一次，张伯礼带上学术资料和生活用品，一头扎进实验室，很久没有出来。当同事发现他时，写满数据的纸张已经铺满了实验室的走廊。等他穿着棉服走出实验室，外面早已春光明媚。原来，这一“埋头”，就过去了一个多月。
一次创新，求索中医药现代化之路
很多人觉得，走上中医药现代化的研究道路，对张伯礼来说是一种必然。因为他求新求变的态度在学生时代就已萌芽。
工程学、药理学、统计学……在20世纪70年代，他的学习就已不局限在中医本身。到天津大学、天津医科大学旁听、蹭课成为他汲取其他知识的方式之一。20世纪90年代初，他筹建了全国第一个“中医工程研究所”。
在吴仕骥看来，张伯礼一直是一个“思想开阔、胸有丘壑”的人。“选毕业论文选题时，我们大部分学生都选择对古代典籍进行研究。但伯礼选择了舌底诊研究，在当时开了先河。”
就连阮士怡都劝张伯礼选择自己本来的专业方向。但当时，张伯礼对舌诊研究着了迷，经过反复思考，他还是向导师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张伯礼认为，过去中医舌诊只靠眼睛目测，自己希望做中医诊断的客观化研究。
得到导师的同意后，张伯礼一头扎进了研究里。那时候，照相机还不普及，为了拍摄患者的舌象，他拜师学习摄影，还开拓了舌象色度学、红外热象学研究领域，组织研发了色差式舌象仪等多种仪器。
中医舌诊现代研究，开启了张伯礼探索中医药现代化的大门。“中医药学虽然古老，但它的理念并不落后。”在中医药创新的道路上，张伯礼一直没有停下脚步。
他以心脑血管疾病为重点，开展了中西医结合高黏滞血症的系统研究，筹建了高黏滞血症检查室，并进行了相关病理生理及中药作用机制研究。
他诠释胸痹“阳微阴弦”，明确脾肾虚损、痰瘀互结为冠心病核心病因，开展首个中医防治冠心病大规模临床循证研究。在血管性痴呆治疗中，首创划分平台期、波动期及下滑期的分期证治方案，显著提高了疗效。
他组织研制了具有辨证论治特色的中风病急性期综合治疗方案，并进行了前瞻性、随机对照的临床验证与评价研究。
他总结中医临床病证特点，提出“湿痰浊饮”类病说，建立了湿浊痰饮类病证治体系。
他率先提出了“名优中成药二次开发”战略，对30个中药大品种进行二次开发与产业化研究，在全国推广后，培育了名优中药大品种群。
他带领团队进行组分中药研究，创建了国内首个组分中药技术工程中心，开展中药数字化分析及组分中药配伍优化研究，构建了6万个中药组分和化合物的实体物质库，使中药研发由单纯经验上升为基于经典的组分配伍优化设计，用现代科技方法研制了多个组分中药，二次开发了一批经典名方，同时促进了中药产业的升级换代。
“他取得的成果离不开创新的思维、严谨的态度、扎实的研究。”曾负责国家973项目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永炎，这样评价自己昔日的助手。
一颗仁心，为百姓开出济世良方
2020年春天，湖北省武汉市江夏方舱医院头顶的日光灯高悬，照得方舱医院的黑夜也宛如白昼。
在这里，张伯礼做回了那个最简单、最纯粹的身份——医生。
“指导中医药全程介入新冠肺炎救治，主持研究制定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法成为中国方案的亮点，为推动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发展作出重大贡献。”这是他获得“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时，国家对他的认可。
或许，英雄的成长是从平凡中来的。在一周三次的门诊诊室里，在一张张开具的处方里，在一次次对患者的叮咛中。
有时，那双温暖的手能传递出希望的讯号。
武汉新冠肺炎康复患者韩威时隔两年多后，仍然难掩激动。他说，当时，母亲因新冠肺炎去世。在方舱医院，自己一度想放弃。在低谷中，是张伯礼那双温暖的手，搭在他的肩膀上，鼓励他坚持下去。
后来，韩威才从新闻里得知，因为劳累，张伯礼在医院摘除了胆囊。但他不知道的是，术后第三天，张伯礼就将外套拉链拉得高高的，藏住里面的病号服，参加了抗疫视频会议。
也是这双手，在海拔4000多米的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面对患有淋巴癌的患者马占魁，掏出兜里所有的钱，紧紧握住患者的手，嘱咐他不要中止治疗。
他的学生、天津中医药大学中医药研究院博士黄明说，有时这双手搭在患者的“寸尺关”上，患者的眼泪就掉了下来。
有时，那双仁爱的眼能观察到微末的细节。
天津中医药大学附属保康医院的旧楼没有电梯，张伯礼看到有些患者腿脚不便，主动提出用一楼的一个小房间做自己的临时诊室。
当研究人员为患者拍摄舌象照片时，他会为患者准备一副眼罩，避免闪光灯伤害患者的眼睛。
有时，那颗慈悲的心能提供不竭的动力。
“无论张老师有多忙，这么多年来，一周三次的门诊，是他对患者的承诺。”他的学生、天津中医药大学博士杨丰文说。
“宁愿自己苦，也不能让患者白等。”出差在外，为了准时赶回天津出诊，他曾经在绿皮火车上站了一夜。
为了更好地服务贫困山区的患者，张伯礼还让自己刚留学回国的女儿加入学校博士团志愿者行动，奔赴甘肃等地帮扶。“父亲把患者看得很重。”张晗说。
黄明讲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在参加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的前一晚，陪同张伯礼住在京西宾馆的工作人员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原来，是一家中国企业想邀请张伯礼为海外患新冠肺炎的员工诊疗。陪同人员考虑到他的身体婉拒了。张伯礼得知后，立刻为患者远程会诊，他说：“还有什么事儿比救人更重要呢？”
在他心里，患者永远是第一位的。
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记得，当最后一批新冠肺炎康复患者走出方舱医院，泡面里蒸腾起的水汽弥漫在张伯礼的眼镜片上，与热泪混在了一起。
什么是英雄？
“国有危难时，医生即战士。宁负自己，不负人民！”是他用行动给出的回答。
一副铁胆，为中医拼出一块阵地
2003年春天，在张伯礼的记忆里浓墨重彩。
19年后，当中医药全面参与抗疫受到全国乃至世界认可，他总会想到那一年自己在“非典”（SARS）隔离病房外面，为中医争取的机会。
那时，一位西医院院长的亲戚感染了SARS，经治疗后仍不见好转，情况危急。“试试中药吧。”他开出方子煮成汤剂，悄悄让院长送到隔离病房给病人服用。而当时，天津的抗疫还未允许中医药参与。
几天后，好消息传来，服用中药后，病人退烧了，病情明显好转。天津市领导决定，让中医介入治疗，张伯礼担任天津市中医治疗SARS总指挥。
从试着把第一剂中药送进病房，到筹建起“中医红区”，从编撰10万字的《非典专辑》到最终形成的治疗方案被世界卫生组织颁布的《SARS中医治疗方案》收录，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他一直在为中医争取阵地。
2020年，在武汉，他提出中医整建制接管方舱医院，担任江夏方舱医院名誉院长。26天，这家方舱医院实现了“零死亡，零转重，零感染”的目标，创造了历史。
“战疫后，别忘了中医药！”“给中医一块阵地，就打赢一场战役！”“发展中医药，是在给整个中华民族争生机！”“以西医的标准考核、评价中医，是错的！”“望有关部门对中医高看一眼、厚待一分！”他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声字句铿锵。
担任全国人大代表的15年，他为中医药事业发展建言献策，提出近百项议案和建议。中医药法这部法律，也凝聚了张伯礼的智慧和汗水。
在很多同仁眼里，一向温和慈祥的“老张”只要遇到“中医的事儿”就会变得有锋芒和棱角。
他说，这是因为我对中医爱得深沉。
一生奉献，让中医薪火传承不息
“他的大家风范深深吸引着我”，这是张伯礼第一次见到阮士怡后，写下的感想。
从老师那里学到的医德医风，他也同样传承给了自己的学生。毕业后，他留校任教。2002年，他担任天津中医学院院长。
“我做校长，就要做称职的校长。”他先后培养了博士后、博士、硕士及徒弟（师带徒）近300名，多数已成为中医药界的骨干力量。
他是润物无声的“园丁”。
“我的工资够花了，所有获奖的奖金都用来培育学生，这钱就用在刀刃上了。”2009年，张伯礼将自己获得的各类奖金数百万元捐出，设立了“勇搏奖学金”。
每年初冬，他就购买一批棉衣，发给贫困生。为了保护学生的尊严，他还叮嘱“款式需不同，要悄悄放在学生床头，不搞发放仪式”。
在很多人眼里，他对学生的大方和自己生活的简朴形成了强烈反差。
天津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主治医师戚经天回忆，自己刚入学时，在校门口遇到一位蹬着自行车排队买煎饼的老人，后来他才知道，那是他们的校长。
黄明说，领取“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时，他穿的还是前些年买的旧西装。
他是指引航向的“灯塔”。
即使过去了很多年，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王保和依然感激这座“灯塔”。1988年，他成为张伯礼的研究生，张伯礼在学术上的严谨苛刻，他至今难忘：“毕业论文不但文字要修改，逻辑关系要修改，甚至标点符号也要修改。”
天津中医药大学中医药研究院院长张俊华说，在兼任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和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的那几年，是张伯礼最忙碌的时候。由于在京津两地奔波，短短几年，他的公务车就跑了50多万公里路。但即使很忙碌，他仍不忘紧抓学生们的学术研究。
“在中国药科大学读博士时，因为第一学年在南京上课，老师每次授课都要奔波，我实在不好意思打扰他。”令常艳旭没想到的是，老师主动给他“开了小灶”。“有一天晚上10点多，老师打电话喊我过去，整整两个小时，他掰开揉碎给我点拨指导。”常艳旭说。
“坐下来会看病，站起来能演讲，闭上眼会思考，进了实验室能科研。”是他对学生提出的要求。
他是甘于奉献的“人梯”。
“只要是为了学生好的事，他就会忘了自己。”杨丰文说。
有一次，学校买进一台仪器，需要大量新鲜血液反复测试。张伯礼拒绝了学生们的抽血请求，连续8次抽取自己的静脉血。他说：“我是实验室负责人，应该抽我的血。”
毕业于天津中医药大学的医生张宜滨记得，自己跟着驰援队伍到达武汉那天，风雨交加。“张老师坚持赶到驻地给我们鼓劲。”张宜滨说。
每到毕业季，每一位毕业生都能与这位老校长合影。即使天气炎热，他也坚持在体育馆站上一整天。
这种“坚持”的原因，很多年后，学生们才在他的手稿中发现端倪。一位学生在整理手稿时，从里面掉出一张发黄的剪报，上面写着“要给毕业生一个仪式”。
张伯礼希望，在踏出校门的那一刻，他们能永远记住，做一个对中医药事业有用的人。
每当晚霞爬上天空，拥有短暂独处时间的张伯礼总会来到学校的如意药岭走一走。
“桑榆不叹暮，药岭有志远。”他写下的这句诗，贴切地描绘了他此刻的心境。
微风吹动药草，也轻拂着他那颗滚烫的中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