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瀛鳌，1933年出生，祖籍江苏阜宁，师承于著名中医学家秦伯未和其父余无言。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届学术委员会委员，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医史文献分会名誉主任委员，国务院全国古籍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全国古籍领导小组成员，全国中医药传承博士后合作导师。从事中医科研及临床工作近70余年，重视临床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临床主张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研究临床通治效方。2022年被评为“第四届国医大师”。
中国中医科学院的一间办公室，书籍多得堆到了走廊，一位老先生手持放大镜，在一次次翻阅纸张、触摸文字中让中医药古籍复活……数十年间，他为中医药古籍事业奔走呼吁，开创了中医临床文献学，抢救整理了大量中医药珍善古籍。
北京市鼓楼中医医院的一间诊室里，桌上的茶凉了续，续了凉，一位老先生身着白大褂，望闻问切，有条不紊.....他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倡导传统理论与现代方法并重互补的临证模式，坚持中西医病证辨证诊疗相结合，提出了“通治方”临证思想。
这位老先生，正如其手中常握的放大镜，看似普通，却有着不可替代的“看家本领”。他擎起中医临床和文献研究两面大旗，被业界同仁誉为“双峰并峙，二水争流”。
他就是第四届国医大师余瀛鳌。
期于大海之鳌，隐如深山之贤。
父授师传，八字方针铭于心
对于余瀛鳌，走上中医之路是自然而然。
余瀛鳌出生于中医世家，其高祖即为医，康熙年间便行医乡里；先曾祖余赞襄业医于道光至光绪中期，诊务繁重，是江苏阜宁县的名医；先祖余奉仙悬壶问世，诊治富于胆识，是晚清“苏北三大名医”之一；父亲余无言是近代名医、著名伤寒大家，志在“改进中医”。
家世业医，耳濡目染。余瀛鳌回忆，尚在年少之际，他便偶尔随父出诊，帮着抄方子。父亲十分重视经典医籍的学习，主张发皇古义，融会新知。在父亲的书柜上贴着一副对联，上联是“好古不求秦汉后”，下联是“知医当在和缓间”，足见其对中医典籍追求之深，对中医临床标立之高。求学阶段，余瀛鳌几乎每天都会看到这副对联，父亲为医治学的良好品格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
1956年初秋，北京西单附近的鸿宾楼，在父亲的引荐下，余瀛鳌拜师于中医大家秦伯未。父亲以经方驰名，秦老则多以时方鸣世，他们各有所长，但教学时多强调要“勤求古训，博采众方”。
秦老告诫余瀛鳌，学问的增长、学术经验的丰富主要靠“学习、钻研、积累、探索”，这8个字深深扎根在余瀛鳌的心中，指引他在中医的海洋里遨游。
他勤于学习，深知“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他的小儿子余杨，年幼时便对父亲雷打不动的求学精神印象深刻，“父亲平时几乎每晚都会去办公室看书、查资料、抄文献、写心得。有时他爬楼梯上办公室。我问他爬楼多累啊，怎么有电梯不坐？他说，爬楼是累，也是很好的经历，古人的独上高楼更是到了一种境界，习惯了就好。读书就像爬楼一样，虽然会累，但仍需要多读书。”
他精于钻研，领悟“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据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所所长、研究员肖永芝回忆，余老平时不善言辞，但每每谈到文献、病案却完全不同。余老常与国医大师路志正谈论岐黄医技，两个人会针对一些问题，翻阅书籍资料，交流观点，兴趣盎然，不知疲倦地聊到很晚。
他善于积累，明白“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余瀛鳌弟子、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古籍资源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李鸿涛介绍，为了重订恩师秦伯未的书籍《内经类证》，余瀛鳌花了近一年多时间阅习《内经》，抄录千余张卡片，标明出处，撰写按语，进一步提纲挈领，揭示主线。
他耕于探索，懂得“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余瀛鳌的弟子、中国中医科学院学术管理处处长谢琪回忆说，余老常言，读中医古书，必当“善入善出”。所谓“善入”，就是要钻进去，力求穷极学理；所谓“善出”，就是要出得来，能够联系实际，用书本知识指导临床、科研与教学。余老用药每约二三行、十几味，药少力专，看似平常的药物，余老都深谙其所据。一次跟诊中，学生问余老：“佩兰在这里是什么作用啊？”余老耐心地解答道：“《内经》讲，治之以兰，除陈气也，这个人口气重啊。”
皓首穷经，复苏中医药古籍
2019年，在我国著名中医医史文献学家马继兴去世前夕，余瀛鳌来到广安门医院探望他。病榻前，二老紧紧相拥，泪流满面，热泪诉说着两位挚友的情谊与不舍，满含着对中医药古籍工作的热爱。
两位老先生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埋头于医药古籍中，青灯为伴，皓首穷经。
1958年，以优异成绩在卫生部和中国中医研究院主办的“西学中”班结业后，余瀛鳌分配至中国中医研究院的编审室（现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所）工作，在这里他遇到了自己的“学术知己”马继兴。上世纪80年代，他们一起主办了两届全国中医文献进修班，培养了近80名中医文献专家，其中已有多名成为中医医史文献领域的中流砥柱。
古籍是中医药传承精华的源头活水，也是中医药守正创新的核心资源，它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基因，流淌着中华文化的血液，蕴藏着中华民族的哲学思想和生存智慧。
作为我国最早的、中医界唯一一名被推荐成为国务院全国古籍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余瀛鳌主持或参加有关中医药古籍整理、大中专院校教材、中医文化科普、学术专论、名中医临床医案经验编撰等全国性、大型规划项目的审评。几十年间，余瀛鳌为中医药古籍整理事业奔走呼吁、献策建言，在中医药古籍项目的推荐评审、规划立项、学术指导等方面作出巨大贡献，营造了中医药古籍文献整理研究出版的学界氛围，提升了我国中医药古籍整理与研究在全国古籍整理中的重视程度和学术地位。
当代的中医学子，多半都读过余瀛鳌编审的中医药古籍。70余年来，余瀛鳌抢救整理的中医药珍善古籍名著约有千余种，其中编纂医著100余种，发表论文300余篇，还担任了200余种临床医著整理出版的主审专家。这些书籍成为当代抢救发掘中医药文献精华的代表性著作。
《中医古籍新点新校新参考系列》入选2013年首届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图书；
《新安医籍丛刊》获华东科技十省市学术编著一等奖；
《中医大辞典》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
余瀛鳌让一页页纸张复苏，让“病书”焕然一新；他让中医药古籍复活，让中医药文化延续。这背后是他付出的极大的耐心和热情，强烈的责任心和强大的定力。
博古通今，临床文献开先河
余瀛鳌自带江浙人的儒风气质，温文尔雅，不善客套寒暄。但要是和他说起《黄帝内经》中的诊疗内容、《史记》中记述扁鹊、仓公如何诊治病症的经验、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对中医临床医学的重大贡献、王叔和《脉经》中的脉学精华……他就像换了一个人，口若悬河，侃侃而谈。这把打开他话匣子的钥匙就是中医临床文献研究。
“我国传统医学的医籍，多达万余种。其中临床文献约占90%左右，包括各科临床诊疗医籍和养生、保健等文献。所以说，我国的岐黄医学文献、医籍，与国际临床医药论著相比，绝对是领头羊。说它是‘伟大的宝库’，当之无愧。在如此丰富的古代临床医著中，我们要进行深广的研究。”他在一次采访中说道。
他悟到了，也做到了！
他成功开创了中医临床文献学科，构建了中医临床文献学的学术内涵、研究方法与研究范畴。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及日本北里研究所受此影响，增设了中医临床文献研究方向和执行机构，为全国乃至周边国家的临床文献研究带来了活力。
他对历代临床文献的研究硕果累累，他“由博返约”“去粗取精”，编撰了大量中医临床文献，他倡导传统理论与现代方法并重互补，文献研究与临床实践融合互证。他将所选医书与相关古籍重复或相似的内容适当删减，增补若干近现代的临床资料，增强了临床的实用性，节约了临床医生的时间。
他注重方剂学、医案的研究，组织有关专家主编刊行大型方书《宋以前医方选》《中医通治方精选》，主编了《现代名中医类案选》，该书印数近8万册，并有日文本刊行问世，影响深远。
走上中医临床文献研究这条路，他的恩师秦伯未是他的领路人。老师教导他要“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力倡以经典名著打好中医基础。于是他一头扎进浩瀚的中医海洋中遍览古籍、饱读经典、熟记方药，上溯《黄帝内经》等经典著作探中医之源，中阅金元四大家习中医之术，下研明清圣医采中医之方，重视学习古今诸家之长以充实自己。
老师叮嘱他“多读书，多临床”，于是他1958年秋季开始，就不分科别地在广安门医院出诊，主治诸多患者。嗣后数载，一直坚持临床与学术相融汇。
让余瀛鳌真正尝到中医临床与学术相融汇甜头的一次经历发生在1961年，他前往内蒙古包头市包钢职工医院支援祖国建设，时值三年困难时期，余瀛鳌诊疗了多例流行性病毒性肝炎，他用柴胡疏肝散加减治疗，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于是他写信请教秦伯未先生，秦伯未回信让他查看清代魏之琇《续名医类案》中的医案，其中治疗“肝燥胁痛”用的是一贯煎方。他就以一贯煎结合柴胡疏肝散据证加减，疗效有了明显的提高。
“老师告诉我在诊治过程中如果遇到困难，疗效不理想，应该多查阅临床文献。”余瀛鳌说。
“读经典、勤临床的乐趣，我是在恩师中医临床文献研究的言传身教下悟得的。”余瀛鳌的弟子谢琪说。
……
余瀛鳌和弟子们从事的中医临床文献研究诠释了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深刻内涵。
辨病辨证，通治方理出良方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余瀛鳌一直扎根于中医临床工作。
“中医研究院藏书很丰富，图书馆就在你们楼下，有条件阅读许多典籍文献，但千万要注意不能脱离临床诊疗。”余瀛鳌经常跟他的弟子们提起恩师秦伯未对自己的劝诫。
70余年，他从未间断临床工作，门诊量逾20万人次，患者群体遍布全国各地，随诊时间最长达30余年。
无论窗外是暖阳还是大雨，清晨还是黄昏，余瀛鳌的神思都凝聚在眼前的患者和用来写病历的放大镜上，他会突然有所感发，兴奋地指着病历对跟诊的弟子说：“你看这个药……”
他记得患者的名字、面容、病史。对待初诊患者，他会耐心仔细问诊，“大便怎样？”“食欲怎么样？”“睡眠质量还行吗？”面对复诊患者，他熟悉得就像老友见面一般，百般叮嘱。
他秉承中医“简便验廉”的治疗传统，致力于用最经济的手段达到最优的治疗效果。
“他开的药吃着见好”“确实是效果不错”“这大夫有两把刷子”……
一位数日不排便，憋得脸通红的患者，吃了他几服药就痊愈了；一位慢性肝炎伴有轻度肝硬化的患者，用了他开的方就消肿了；一位多年不孕、四处求医问药的患者，看了他的诊就很快怀孕了……
在他的诊室和楼道，经常会听到患者分享自己的求诊经历，夸他临床效果好、费用低。
清代徐灵胎在《兰台轨范》中言：“欲治病者，必先识病之名，能识病名，而后求其病之所由生；知其所由生，又当辨其生之因各不同而病状所由异，然后考其治之之法。一病必有主方，一方必有主药。”
这句话在临床上给了余瀛鳌很大的启发。他顺藤摸瓜，提出了“辨病辨证与通治方”。这是余瀛鳌毕生临床经验的心得和总结，必将造福一代又一代中医人。
余赢鳌在诊疗方面倡导辨病与辨证相结合诊疗思维模式，提出主病主证，或辅以兼病、兼证治法，病证相参选用通治效方加以治疗，为临证各科病证治疗树立了典范，使中医诊疗更加清晰便捷，有力地推动并深化中医诊疗在临床的灵活运用。
他汲取古今名医临床诊疗经验，在“通治方”研究与应用上获得卓效。他倡导“主方主证”与“通治”思想，创立了“通治方”诊疗思想。临证精于内科杂症，尤擅肝肾疾病、心脑血管与妇科等疑难病证，先后创制了肝病、肾病、癫痫等66种疾病75首通治效方，及其随证化裁加减的用药规律。其通治方已被载入《名医名方录》《当代名医证治汇粹》等多部医籍，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医临床诊疗医学体系。
杏林仁心，严谨认真重传承
“余瀛鳌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做人数一数二。”
“在他身上诠释了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
“先生一生为人十分谦和，君子端方，温润如玉，风骨骏爽。”
与余瀛鳌有过接触的人，无不盛赞他的为人。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仰面花”。在这样的家训熏陶下，余瀛鳌不仅医术精湛，而且医德高尚。
对患者，他皆如至亲，见彼苦恼，若己有之。
一次余瀛鳌生病后在家养病，他的弟子、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张卫去老师家探望。看着老师劳累的样子，他询问师母，师母说刚陪余老看病回来。张卫惊讶问道：“老师的病又再次发作了吗？”师母说:“不是去看老师的病，是陪老师去门诊给老患者看病去了。”原来是余瀛鳌的一位老患者旧疾复发，到处治疗无效。虽得知余瀛鳌生病了，但还是给他打了电话，询问他什么时间才能出诊。余瀛鳌告诉他，“虽然我生病了，但现在脑子还行，如果信任我就来门诊吧。”约好时间后，余瀛鳌就过去给那位患者看了病。回来后，余瀛鳌满脸倦容。当时他已是一位年近90岁，带病在身的老人。
对工作，他严谨认真，事必躬亲，淡泊名利。
工作数余年，余瀛鳌从未休过年假，坚持天天上班，有时候周末也照常去办公室学习工作至很晚。
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校长陶晓华师从余瀛鳌，他回忆，群众求医问药的信，余瀛鳌都会按时回复。“他做事认真，所有给别人写的稿件，一定先写一遍草稿，包括给病人的回信。”
余瀛鳌不仅著述必是亲力亲为，为他人著作所作序也有近百篇。“先生必是在全文泛阅后方提笔写序，绝无别人写好，自己署名之事。”李鸿涛动情地说。
对学生，他关爱有加，甘为人梯，注重传承。
余瀛鳌书写的病历，每页落款都有或长或短的一行“密码”，比如“余谢孙刘王伍安”。第一次看到的人往往不解其意，其实是余老每进诊室，就心里记下了当日跟诊的学生，把学生的姓氏依次落笔在病历上，一上午二三十诊的病历，从不会缺漏。他用这种方式表达对学生的关怀。
他曾在研究生开题会上说，“我在中医科学院算是一个老兵了，但是我觉得我们中医界的所有同仁，老中青的，不管你有什么名号，都要承认在中医药学博大精深的这个圈子里边，我们只是掌握了其中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当前中医药传承工作任务是很重的。”
“中医学术传承有方，后继人才培养有道”，是余瀛鳌对于当代中医育才的突出贡献。他创建临床文献研究与临证实践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新模式。作为我国首批中医研究生指导老师、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全国中医药传承博士后合作导师，40余年来，通过这一“育才模式”，培养各级各类中医人才、学术继承人、研究生约计百余人，目前这些学生当中有很多也已经成为中医界的知名专家，为中医学术传承作出巨大贡献。
余瀛鳌的为人治学、临床带教可以用其同道友人卢祥之为他做的这首诗来诠释。
世尊余夫子，熟典人所知。
五代传家学，鬓白著不松。
尊为儒者俦，术为富苍生。
历世犁医坛，慷慨驾舟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