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维良，1937年出生，祖籍浙江宁波，师承著名中医药学家郭士魁、赵锡武、岳美中。从事中医药工作60年，临床擅长心血管重症、疑难病的诊治，提出“治心必通瘀”的学术思想，总结出“活血化瘀十二法”。
1944年的上海，一个7岁男孩紧紧抓着病榻上母亲的手，哽咽着喊“妈妈”，气息微弱的母亲不舍地望着孩子，直到生命最后一刻。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国医大师翁维良。
“母亲是患结核病去世的，如果当时的医生攻克了结核病，母亲可能不会走那么早。”翁维良生于浙江宁波、在上海长大，从母亲去世那一天起，他就立下了从医的志向。这条路，他一走就是60年，虽饱经坎坷，却甘之如饴、无怨无悔。
“不中不西”困境练就坚定岐黄心
翁维良常常调侃自己的学医经历“不中不西”。
“那时全国没有中医院校，要学医都是学西医，在选修课上接触过一点中医知识，觉得很有意思。”1955~1960年，翁维良在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读大学，当时的他没想到，最初“有意思”的中医竟会成为他一生的挚爱。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工作，从此与中医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与翁维良一起到中医研究院报到的还有其他几十位西医院校毕业生，他们都面临着“不西不中”的尴尬——西医院校毕业却未有过临床实践，要做中医工作又无中医高等教育经历。在翁维良的记忆中，“那时大家都觉得很难、很迷茫。”
所幸的是，他们这一批学生刚好赶上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1960~1962年的卫生部第二届西学中班，有了系统学习中医的机会。然而开始学习了才知道，更难的在后面——由于中西医分属不同的思维体系，这批西医毕业生很难接受和理解中医知识，更不要谈深入研究。
翁维良也没想到，当初觉得“有意思”的中医竟会这么难学，他尝试将自己新学的中医知识与储备的西医知识相结合以加深对人体与疾病的理解，却屡屡碰壁，有时想到难解处，他甚至烦躁地反复捶打自己的头。面对这种困难，有的人退却了，放弃了中医，调去其他地方。翁维良却坚持了下来，他的想法是“要听国家的话，国家让我搞中医，我就要好好搞”。当时，年轻的翁维良担任团支部委员，较高的政治觉悟促使他咬着牙不断探索学中医的路子。
尝试了许多方法之后，翁维良终于摸到了学中医的窍门——忘记所学的西医知识，把自己当作一张白纸，重新接受中医理论的洗礼。
“西医先入为主、根深蒂固，不放下西医思维，永远学不好中医。”翁维良没有忘记中西医结合的初心，但他意识到，建立地道的中医思维是关键一步。于是，他全身心地投入浩瀚的中医经典中。
背是学中医的基本功，一时背不过怎么办？翁维良买了两本《伤寒论》、两本《金匮要略》，把上面的条文及方子组成剪成小纸条随身携带，一有时间就拿出来反复背诵。渐渐地，一本本中医经典，翁维良烂熟于心了。
然而，纸上得来终觉浅，临床实践还是重要一关。幸运的是，“西学中”班毕业后，翁维良被分配到中医研究院内外科研究所，著名中医药学家、中医药教育学家岳美中成为他的老师。在翁维良的记忆中，岳老是非常严厉的，门诊上让学生写方子，不提中药名，只说方子名，不熟悉方子组成的学生写不出方子，就要挨批评。
有一次，岳美中从印度尼西亚访学出诊归来，一脸严肃地把一厚叠病历交给翁维良整理。翁维良紧张地接下任务，打开一看，如获至宝——这些资料详细记载了岳美中在国外的诊疗经过、方药运用等，翁维良从头到尾研究了一遍，感觉受益匪浅。
“岳老虽然不苟言笑，其实心里对学生非常关爱，教东西更是倾囊相授。”在岳美中的督促下，翁维良对于经典方药如何运用于临床有了初步认识。
1962年，随着中医研究院院所调整，翁维良被派到西苑医院参与心血管病研究室筹建，他又先后拜老中医赵锡武、郭士魁为师，与后来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可冀成为同事。在各位中医名家的指导下，翁维良彻底摆脱了“不中不西”的困境，坚定地走上了岐黄之路。
“18年住院医师”引领活血化瘀风潮
1963年，西苑医院正式成立心血管病研究室，同时还配备了30多张病床。翁维良作为住院医师（初级职称），管着几乎一半病床。随叫随到，24小时责任制，每天2~3次查房，如此高强度的工作，他一干就是18年。
不怨不忿、不急不躁，翁维良身上带着浙东书生的温润。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专心致志地投入中医临床科研实践中，逐步成为中医活血化瘀研究风潮的重要引领者之一。
“心肌缺血、冠心病、心绞痛，用点活血化瘀中药。”如今，这已是深入人心的医学常识，可在当年，活血化瘀治心脑血管疾病是一条人迹罕至的路，翁维良那一批中医人以水滴石穿的精神将这条路拓宽、踩实，以中医药的独特优势改变了心脑血管疾病“唯西医是从”的治疗格局。
“那时候，大家都憋着一股劲儿要证明中医药的价值，临床上强调先中后西、能中不西。”翁维良说。什么叫先中后西、能中不西？就是治心绞痛、心衰等急症首选中药，而不是硝酸甘油、毛地黄等惯用的西药。那么，中药的疗效能与西药叫板吗？
20世纪60年代之前，中医界普遍认为冠心病、心绞痛、心衰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基本病机是心阳不振，治疗多使用通阳散结的栝楼薤白半夏汤一类的经方。
“有效，但不够快！”翁维良的老师、西苑医院心血管病研究室时任副主任郭士魁在与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的合作中，深切地感受到栝楼薤白半夏汤的见效速度根本无法与硝酸甘油、毛地黄等西药媲美，而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的生死往往在分秒之间，中医药一下子就落了下风，如何“先中后西”？
“郭老平时话不多，但只要一谈到治病就滔滔不绝。”年轻的翁维良以医院为家，与周末才回家的郭士魁及另一位年轻医师一起住在西苑医院空闲的病房里。一到晚上，师生三人就开“卧谈会”，活血化瘀治心脑血管疾病的思路在一次次卧谈中越来越清晰。
虽然当时普遍认为，久用活血药会损伤正气，不适于本质为虚的心脑血管疾病，但是清代著名医家王清任却将活血化瘀之法用到了极致，解决了很多医学难题。再结合关于临床实践的思考，郭士魁、翁维良认为，“活血化瘀的路子值得一试！”
令人惊喜的是，以王清任的血府逐瘀汤、通窍活血汤为基础方化裁的活血化瘀方药一应用于临床，就取得了极其显著的成效，见效速度更是可与西药有得一拼。
“起初是温阳宣痹药与活血化瘀药合用，效果出来后，渐渐地单用活血化瘀药，看到这一路子行得通，大家都很兴奋！”耄耋之年的翁维良回忆起年轻时与老师一起在临床攻关的往事，仍然心潮澎湃。
找到治疗思路只是第一步，要让中医药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可与西医药比肩，还有漫漫征程——心脑血管疾病血瘀证的理论需要完善，活血化瘀药物分类及使用规范需要明确，将传统中药做成起效快的滴丸、喷雾剂的工艺仍需探索……郭士魁、翁维良在紧抓临床的同时，也意识到了科研工作的重要意义。
中医药科研需要将传统中医理论方法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这正是“西学中”的翁维良所擅长的。他没有忘记刚毕业时自己怀揣的中西医结合梦想，也终于找到了中西医结合的恰当契合点——运用现代技术方法深入解读中医药内涵，并将中医药诊疗思路具体化、明确化，最大限度地提升临床疗效。
20世纪80年代，国家自然基金会刚刚成立，翁维良就拿下了国自然支持的活血化瘀研究项目。此后，研究活血化瘀成为行业热潮，几乎年年都有关于活血化瘀的科研项目落地。2003年，“血瘀证与活血化瘀研究”成为第一个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的中医药研究项目，将活血化瘀研究推向了更高潮。直到现在，这一思路仍深刻地影响着心脑血管疾病的临床诊疗。
“18年住院医师”的经历没有阻碍翁维良前进的脚步，他凭借扎实的中西医功底，在郭士魁、陈可冀的指导下，提出了“治心必通瘀”的诊疗思想，并总结出“百病多瘀”“老年多瘀”“久病多瘀”“怪病多瘀”“心病多瘀”的血瘀病因病机理论以及“活血化瘀十二法”，丰富了血瘀证、活血化瘀理论的内涵。他引入了血栓、血小板等血瘀高黏状态指标，使血瘀证的诊断更清晰、实用；按照作用强度将活血化瘀药明确分为养血活血、活血化瘀、破血逐瘀三类；研制出冠心3号等实用经验方，制定了凸显中医特色的优势病种诊疗方案，并身体力行地推动以中医理论为基础、实验研究为依据、回归临床为根本的血瘀证病症结合诊疗模式日益成熟。
回首既往，探索活血化瘀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这段历史无疑是近现代中医药发展史上十分重要的一段，而翁维良正是书写这段历史的关键一员。提到那段奋斗历程，他如同孩子般兴奋，仿佛回到了意气风发的青年时代；而提到荣誉，他却保持了一贯的温润谦逊，“成绩的取得不是一个人的力量，而是集体的智慧，我所做的工作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黄土高原养出大医情怀
“要做好医生，就要到基层去。”翁维良之所以常常这样教导学生，与他扎根黄土高原做“赤脚医生”的一段经历分不开。
20世纪60年代末，中苏关系紧张，党和国家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口号，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也因此迁至山西稷山县，建立了农村疾病研究所。当时，翁维良作为先遣组的一员提前赶到稷山县，与同事们一起在吕梁山下挖了防空洞储存中医古籍。后来，翁维良的妻子带着五岁的儿子也来到稷山县，然而没能与妻儿团聚多久，翁维良就作为医疗队领队前往汾河以南的黄土高原，开始了为期两年的医疗队“赤脚医生”生涯。
“高原上的井有几十丈深，打不上来多少水，下雨的积水都要留着喝，卫生条件不好，乡亲们很容易生病。”翁维良回忆，那时医疗队没有多少经费，老百姓更付不起药钱，他就带着医疗队为老百姓扎针、埋线、推拿，必须用药时就采当地野生的中药材，洋金花、地肤子、地锦草、马齿苋甚至棉花杆都成了治病的良药。
最让翁维良印象深刻的是，他曾就地取材，用洋金花治好了老乡的慢性支气管炎。那个年代，农村有很多老慢支患者，一动就咳嗽，根本就干不了农活，有这样患者的家庭往往格外艰难。翁维良看着乡亲们受苦，心里着急，他发现漫山遍野都是有止咳平喘作用的洋金花时，不禁思考：能不能用这药为乡亲们治病呢？
翁维良和医疗队的同事开始尝试用洋金花煮汤药，结果虽有平喘作用但见效很慢，而且量特别不好掌握，用量小了不起作用，用量大了又会损伤神经引发舞蹈症，这可难倒了医疗队。直到一天，翁维良看到农闲时乡亲们聚在地头抽旱烟，不禁眼前一亮，他联想起古籍中有记载洋金花切丝卷烟通过吸入而止咳平喘的方法。于是，他也依样“画葫芦”，把洋金花晒干后卷在烟叶里。为了让治疗剂量精准，翁维良和同事自己卷烟亲身尝试，并搭起了简易病房，让早期尝试此方法的老乡住下，随时观察各种剂量的不同反应，最终确定了最佳剂量。
由于存在副作用，用洋金花治慢性支气管炎并非临床首选，可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翁维良用这个法子为很多老百姓减轻了痛苦，他也因此收获了很多“铁杆粉丝”。多年后，仍有黄土高原的乡亲拖家带口地来北京找他看病。
一个患者背后可能就有一个困难的家庭，每个患者都有自己的苦涩辛酸。驻扎黄土高原、与老百姓同吃同住的那段经历涵养了翁维良“普救含灵之苦”的大医情怀，用他的话说：“当医生就是要为老百姓服务，要做‘人民的医生’！”
往后几十年的行医历程中，翁维良将这份情怀落实到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他把患者当亲人、当朋友，与很多患者保持了长期通信，耐心地解答他们的各种问题；出诊时，他常常加班加点地看病，无论忙到多晚，都要看完最后一位患者；多次跟随医疗队到贫苦农村巡回义诊，再苦再难也从不觉累，因为他是“人民的医生”。
以身传承让国医精神永续
从医60年，翁维良一直忙忙碌碌，他的研究领域早已不局限于活血化瘀治心脑血管疾病。他担任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临床药理研究所名誉所长，牵头制定中医临床研究质量控制行业规范，主编出版我国第一部《中药临床药理学》专著；他在“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期间主持重大科研计划，推动形成适合中医临床研究方案优化方法的规范程序，提高中医药临床研究的规范化水平……
“老师每天7点多就到医院，一忙一整天，周末也不休息，日日如此，年年如此。”翁维良的亲传弟子、西苑医院党委副书记李秋艳笑称，老师的勤勉让学生很有“压力”。在她的记忆中，老师从来不苛责甚至很少提要求，但出门诊，他永远来得最早，做课题，他永远查资料查得最全，这份“不待扬鞭自奋蹄”的精神既令人感动，也是强大的鞭策力量，“做翁老的学生，就不好意思偷懒。”
“家门有一代代传承的家风，师门也有一代代传承的学术之风。”翁维良的亲传弟子、西苑医院临床药理研究所主治医师张菀桐谈到，看到老师于耄耋之年仍亲手整理郭士魁先生留下的手札，心里很感动，也意识到自己肩负着传承的使命。
如何才能做好传承？翁维良曾带领学生反复研究这个问题。在他的指导下，张菀桐曾专门以“探究传承方法”为主题作博士论文。经过长期研讨与尝试，他们针对名老中医医案记载的病情错综复杂、治疗周期长的特点，形成长时动态诊疗方案的图文分析策略，强调通过个案分析积累形成群体诊疗规律的医学范式，系统性地建立基于个体化医疗的中医药经验传承方法。
运用现代科学方法，为中医药经验找到可复制、可推广的传承方式，是翁维良倾注心血努力探索并会一直做下去的事业。其实，从名老中医身上传承的又何止是经验方法，还有更可贵的国医精神。
中国中医科学院在读博士王旭杰是李秋艳的研究生，他长期参与翁维良的课题研究，在挖掘学习名老中医经验的过程中，常常被老一辈中医人孜孜不倦、甘于奉献的精神所感染。还没毕业的他已然立下了大医的志向，“翁老教老师，老师再教我们，每一代人都要成长为优秀的中医人。”
王旭杰为之而努力的，正是翁维良所希望的。85岁高龄的他每天坚持在临床、科研一线，以身作则、亲身传承，为的就是让年轻人领悟到中医药精华所在，让中医药临证经验和中医人的精神操守一代代传承下去，造福更多人。